採訪︰劉異/祝光
撰稿︰祝光
「六四」回顧
「六四事件」，時至今日已經到了第廿二個年頭。在澳門，吳國昌等自由開放人士，自八九年開始，便一直聲援內地民運。吳國昌說︰「六四事件的影響性是全球的，它使得全球的共產主義陣營崩潰。」而澳門，的民主進程同樣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
吳國昌回憶起八九民運在澳門產生的影響時，說︰「六四，是我有生之年遇到的一件很重要的歷史事件。」一九八七年，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之後，澳門本地的一批年輕的知識階層開始聚集起來討論澳門和中國的前途。到了八九民運時，自然對這批知識階層造成了極大的回響。
「記得當年的五月，經過幾次的遊行，也曾在九號風球裡遊行。當時，在澳門抗爭性的遊行示威是非常之少的，我們也抱著一試的心態做一做。」，吳國昌說，當年五月四號，他們舉辦了「五四反思夜」，有不少社會的知識份子都公開發表意見，談及的不止是中國的問題，還有澳門本身的改進。當時參加討論的不限於年青人，也有很多是有一定資歷的知識分子，例如當時《華僑報》的總編輯黃漢強先生。
「六四事件」爆發後，澳門不少組織紛紛進行遊行示威，聲援內地民運，當中有澳大前身的東亞大學的學生，也有不少傳統的「愛國愛澳」陣營為事件發聲，當年的籌款活動就是由中華教育會所舉辦的。
然而，當鎮壓成功穏定局勢後，在澳門有不少知識份子同樣因聲援八九民運，而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打壓，包括暴力襲擊、經濟扼殺、社會控制等。以致當時本澳不少的知識份子，要麽被迫離開澳門，要麽就住口不提「六四」，甚至有些人被逼至患上精神病。曾經熱心支持民運的「愛國愛澳」陣營，也被迫轉移從事其他有意義的工作，開始變得越來越保守。
然而，在「六四事件」的衝擊下，澳門出現了所謂的「民主派」，以新澳門學社為首的組織，開始集中嚴肅地討論政治，以及推動民主發展工作。但也由於「六四事件」之後廣泛的打壓，民主開放陣營變得不再那麽多元化。
六四事件在港澳的不同意義
吳國昌認為「六四事件」對於港澳兩地有不同的意義，他說︰「在澳門，六四事件，不是用來吸納選票的符號標誌。」他認為，香港的確是有一種民主抗共的需要，但在澳門，這種需要就比香港弱很多。香港和澳門都回歸了中國，然而田歸不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導致的，而是本身的另一個客觀的政治安排。但是在各方面的對比來看，香港本身的經濟實力與自治能力都要比澳門強很多，而且得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特別照顧，所以，香港回歸中國，會不會被中國的制度同化了，是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與香港大部分人都很擔心的問題。然而，澳門當年只是一個連本地黑社會也治理不好的小城鎮，所以澳門人的民主抗共心態比香港要淡得多，他說︰「六四從來不是一種所謂選舉招徠的手段，但必須要維持的原因都是因為公義。」
吳國昌說，當年他們所標舉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從這幾個層面來說，是不可能在平反六四的立場上退步，或者隱形的，因為這是公義上必需的要求。「我相信堅持這些要求，是我們中華民族與世界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對話，我覺得無論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包括澳門在內，都應該維持這個對話，跟公義之間的對話。」六四後這麼多年，澳門人不間斷地堅持平反六四，每年舉辦集會活動是不簡單的，假如中國每個城鎮都有這樣的活動，中國將會不一樣。
民主新展望
吳國昌說，由於中央的社會控制，本地的知識份子變得不再敢言，再加上澳葡政府開始大量吸納華人大學生，以致當年一時之間，民間的知識份子忽然少了很多。直至現在，民間的知識份子才重新出現，吳國昌說，因為現在有了普及的免費教育，越來越多年輕人能够上大學，本地亦有大專機構，再加上澳門經濟繁榮，現在澳門整個局面就完全不一樣。年輕一輩的知識階層在澳門全面地冒起，在澳門形成了一個新的景象。
現時，澳門不少八十後、九十後都開始積極關心公眾事務，仿佛成為了澳門民主的新一代。然而吳國昌覺得，不應該把八十後、九十後輕易地標籤為「民主新一代」，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叫做「反河蟹」新一代。他說︰「作為民主抗爭的老一輩來說，都希望為年輕的一代營造一個比較安全的抗爭環境，所以新一代的抗爭，很多時候亦都參考所謂的『快樂抗爭』。」他說，快樂抗爭其實不排斥年輕人玩花樣，只不過當大家都能夠積極參加公眾事務，而這些年輕人對社會、政治議題能夠用心去理解，分析的時候，對社會必定會帶來積極的影響。他認為只要年輕一輩時刻做好準備，當歷史抉擇的時刻一到，即使不用教導，大家自然會認真嚴肅對待。他說︰「就算當年，八九民運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當歷史時刻一到，就輪不到你去快樂抗爭，輪不到你不嚴肅，輪不到你不無知。」他相信，澳門的新一代有能力迎接歷史抉擇的時刻。
文章來自《訊報》，2011.6.3「論盡澳門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