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De l'histoire totale à l'histoire globale
資料來源： 法國雜誌«Sciences Humaines» 20周年特別版/第222期
譯者：Sabrina Yeung
女性歷史、性別歷史、性歷史、魔鬼歷史、對歷史熱愛的歷史、共產主義歷史、納粹黨歷史、大屠殺歷史、殖民歷史、後殖民歷史、暴力歷史、戰爭歷史、愛情歷史、資本主義歷史、危機歷史、中國歷史、印度歷史、非洲歷史......這是過去二十年在歷史這個領域出現的，真實的爆發。
1991年6月，«Sciences Humaines» 第七期，有一篇文章叫《Georges Duby 或總體歷史》。2007年«Sciences Humaines»第185期，有一篇文章叫《世界的另一種歷史》，這篇文章同時結合了一個有活力的，名叫「全球歷史」的部落格計劃。
總體歷史，全球歷史......，似乎第一眼便能區分兩者的細微差別。但是，過去二十年，在歷史學的領域上，由總體歷史轉化為全球歷史這個過程，卻是最主要的活動。內爆(implosion)和爆發(explosion)，這兩點是可以解釋過去二十年歷史學領域的演變的性質。內爆(implosion)？這是法國當前的年鑑學派的用語。年鑑學派，成立於二十世紀初期，包括世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如費夫爾(Lucien Febvre，1878-1956)、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布勞岱爾(Ferand Braudel，1902-1985)，還有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 )。
當«Sciences Humaines» 剛發行時(1991)，年鑑學派仍主導著歷史研究的面貌，雖然它的衰落已相當明顯。其中一個十分耀目的代表人物，Georges Duby，自1985年開始便表達了一種在歷史學研究裡「呼吸困難的印象」，而傳記作者François Dosse 在1987年出版了《歷史破滅》，宣示了一個從年鑑學派中分裂出來的計劃。但伴隨著這個內壓，歷史學研究亦有一個自1990年代便開始的，更蔚為奇觀的爆發。這些重要演變造成了新的閱讀框架去理解世界。二十世紀末的經濟、文化全球化，使我們對長期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敘述產生疑問，同時希望帶出這個星球其他人民的聲音。
「我研究封建社會的全球歷史。」Georges Duby在1991年的«Sciences Humaines»稱道。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因而打算投入前人的歷史研究計劃：實現西方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大綜合。這就是文化史的誕生背景。文化史自1960年代開始它的輝煌時代，歷史學家如 Philippe Ariès或 Michel Vovelle和他們的工作關注舊制度時代的死亡情況和幼兒教育。第二代年鑑學派的領導人物布勞岱爾，根據他自己說，他被一種「新歷史」所吸引。而這種「新歷史」關注社會結構，著重長時期的觀察角度，擁護建立真實的「文化基礎原理」的計劃。
然而，他死後不久，就在1986年，我們可以在《時空》(Espaces-temps)這本期刊看到，布勞岱爾式的視野已經被超越。當時有大規模的文化轉變：「社會歷史遭受不確定的事，而這些事同時影響了社會科學和整個社會。」中世紀史研究學者勒高夫在«Sciences Humaines»一個1992年的訪問說。一些大的範式如結構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在衰落，社會科學不再尋求建立法則，而「歷史學家亦發現自己如工匠般的卑微姿態，變得很少傾向總體思路。」(«Sciences Humaines»，第十六期，1992年4月)
結果：研究主題和研究對象迅速減少，而因為借鑑於意大利的影響如微觀歷史(microstoria)，或英美的影響如文化研究，研究方法則變得更多樣化。今天今日，歷史學家說「文化的歷史」這個詞語，就是為了指示一個包括最多樣化主題的廣闊範疇，而這些主題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持續出現在«Sciences Humaines»的版面上。世界文化史如身體歷史，信仰、情緒、情感等方面的歷史，一個獨裁者的生活敘述或一個平常人的生活敘述，戰爭文化，暴力歷史......歷史學家涉及的主題可謂恆河沙數。
當代歷史學家問的主要問題，不再是關於某某時期的歷史。1990年代蘇維埃崩潰後，90年代便是對極權主義歷史的詮釋(François Furet《幻覺的過去》1995)，共產黨歷史(Stéphane Coutois《共產黨的黑皮書》1997)，與資本主義和它的危機(Eric Hobsbawm《極端的年代》1994)等方面的歷史也是。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專心投入新開的歷史檔案館。原本長期因為社會歷史的關係而被遺棄的政治歷史，在90年代找到了它的位置。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人物傳記身上，原本被年鑑派排斥的人物傳記在90年代也盛放了：《希特拉》(Ian Kershaw，1998)、《墨索里尼》(Pierre Milza，1999)，亦有一些被遺忘了的人物如Brunehaut皇后──直接參與了建設西方中世紀時代的政權(《la reine Brunehaut》Bruno Dumézil，2008)。
然而，就如Philipphe Poirrier所指，必須要承認法國的歷史研究長期以來維持法國中心主義。但如果以前外國出版的歷史書很遲才發現它們的法文譯本，現在已不再是這樣的了。歷史學陣地的爆發在過去二十年相當明顯，尤其變得國際化，當中特別多是來自英語國家的歷史研究(world history,connected histories, global history......)。
自從196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進路如文化、性別、次文化、後殖民等，質疑所謂的支配者歷史。用人類學家Nathan Wachtel一句很美麗的句子去說，便是指「勝利者的視野」。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時代，一些在美國或英國牛津教書，原藉印度的歷史學家如Arjun Apppadurai、Dipesh Chakrabarty、Sanjay Subrahmanyam等呼籲，要重新閱讀歐洲中心主義，卻假裝是普世的世界歷史。
《販賣黑奴》(2004)的作者Olivier Pétré Grenouilleau，在擔任一場名為「全球歷史」的演講會發言人時提出，要考慮各個世界文明之間的互動，研究不同文化場域的聯繫和交往，及使用比較的方法。這個世界歷史的圖象，英美已成為先驅者，很廣泛地傳播在法國了。然而全球化的工作又引出另外一個問題：不同的文明是否同質性的版塊呢？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有甚麼責任呢？資本主義是不是西方獨創的呢？中國現時的發展是不是循著它以往的歷史軌跡呢？還有，「世界社會」是不是仍按西方編年的分割方式而寫呢？還是如地理學家Christian Grtaloup提議的一樣，以洲的地理分割而寫呢？。
這是一個巨大而有前景，並開啟當代歷史的工程。在網絡的時代，交流、合作和論爭超越了國界，全球的歷史學學家，非洲的、印度的、中國的、澳洲的，會讓他人聽到他們的聲音。自從Hérodote後(公元前5世紀)，歷史自稱是普世的，年鑑學派的創始人也提出一種比較的(馬克‧布洛赫)和沒有競爭的(費夫爾)歷史。因此，歡迎進入一個歷史-世界的星系。
譯者注：就如之前的翻譯提及，這本雜誌是文化普及雜誌呢，而且這一期是法國20周年回顧版，所以讀者千萬不要期望有石破天驚的新觀點或歷史研究理論呢。而我還是那一句，作為通識，是可以的。及，我不是讀歷史出身的人，法文也不算很好，所以當中難免有不少術語錯譯的地方，歡迎大家指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