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禮彬：一個裁決的問題
文禮彬任內對抗酷刑聲稱，並抵制調查。他還適合領導嗎？
翻譯：吳耀鏜
有報導指文禮彬在外交部辦公室花兩小時翻查他曾參與英國海外國民審訊決定的可能性的記錄，報導在許多層面上都是有趣的。如無意外，它證實了，這幅可怕的圖畫一直不能刷掉伸延到他和上屆政府的指控陰影。
我對文禮彬憎恨酷刑毫不懷疑，他絕不會希望採取法律措施，與之同謀。問題並不在於一個擁抱黑暗的傾向，正如美國副總統理察．切尼(Dick Cheney)所這樣形容的；而是一個裁決與包袱的問題。
當他於2007年6月成為外交大臣，便已經有從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提出有關英國參與海外酷刑的可能性的指控。在這一點上，他一直宣佈希望成立一個適當的調查。他並沒有這樣做──並成為政府的資深成員，期後積極抵制調查呼聲。這並不是說他在整個時期被閒置；他似乎已經盡相當大的努力為對他部門與酷刑有關的幾項指控在英國法院辯護。
外交部拒絕聲稱政府有必要披露所持有關美國與摩洛哥當局從事酷刑或引渡的證據。文禮彬拒絕聲稱英國在國際法之下有任何義務在確保酷刑證據被供認上，協助外國法院和審裁處。
他的做法在他2008年4月28日給賓亞．穆罕默德(Binyam Mohamed)的律師的信中說明──我充當他的辯護律師，正在訴訟的階段。當我第一次讀到時，發現信中的語氣令人驚訝，而今日讀起來更令人不快。無可否認他有資格提出這種論點，但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嗎？文件顯示軍情五處官員在知道一名英國居民被虐待的情況下，仍繼續通過中央情報局提供問題，在他已經看過這些文件的情況下仍為案件作出辯護，是明智嗎？文禮彬對抗，並失去可以和應該以其他途徑解決問題的一系列案件。這就提出一個裁決的問題。
現有大部份在這些案件中出現的證據，指出一個似是而非的實情，支持一個英國是911後酷刑的共謀的宣稱。這種共謀的責任可以置於那些流氓的情報人員的腳下，他們可能一直嬉皮笑臉。或可以是那些部長大臣的責任，他們簽署了相關指引，假設他們所做的。
如果所有途徑都通向貝理雅，許多人都不會感到驚訝（他在回憶錄中形容關塔那摩是「可理解的」）。真相取決於即將展開的司法調查。在此期間，我們不時聽到一個聯想是，文禮彬的行動一部份的動機可能是希望保護他同僚們的聲譽。這就提出了一個政治包袱的問題。
如果這不過是唯一的包袱，他便不會受到牽連。但它不是。他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是同樣的不快樂，訴諸克制的言論：「如果我當時知道現在所知道的，我已經投下反對票。」這承認戰爭是錯誤的決定，但單表示遺憾是遠遠不夠的。
文禮彬是個有才幹的人。如果他為戰爭道歉；如果他宣布為酷刑的指控進行司法調查，正新一屆政府所做的，他會獲得相當的尊重。但現在可能為時已晚。這些裁決的呼聲和週遭的包袱可能使他在工黨領導付上代價。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便應該迅速行動，立下界線，以防止過去搞亂他的前途。
翻譯原文：
David Miliband: A question of judgment
In office David Miliband fought against torture claims and resisted an inquiry. Is he fit to lead?
Philippe Sands
guardian.co.uk, Wednesday 22 September 2010 21.30 BST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libertycentral/2010/sep/22/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