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位參選者
（獨媒特約報導）高等教育界向來是少數泛民主派能夠佔優的選舉委員會界別，主要由大學、部份副學士學院及社區學院的教職員組成。在2007年特首選委會選舉，當時由現時的公民黨主席，於浸會大學任教的陳家洛領軍的「高教界民主行動」派出的15人全數勝出。今屆選委席位由20人增加至30人。「高教界民主行動」由去屆的15人增加至今屆的24人參選，包括公民黨主席陳家洛、關信基、梁啟智等，他們期望全取24席。其餘出選的名單有被指為立場模糊、親建制、7人中有3人來自內地的「高教呼聲」；關注高教界問題，成員包括熊永達及何濼生的「專上教育政策評議會」；「二人組合」程介明、張仁良；謝永齡牽頭的「城大工會」的4人名單，另外還有2位獨立人士出選。（本網關於資訊科技界、社會福利界及宗教界的報導）
今屆「高教界」選民由6,735名增至9,100名，反觀我們的大學教育，又不怎樣認為有什麼改進，那麼這二千多人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答案就是副學生課程，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有不少辦副學士專上課程的學校，也屬「高等教育界」。本網早前的資訊科技界的選舉報導，已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化的「種票」是如何運作。在高教界則是「劃界」的問題。「高等教育界」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已經充滿爭議。根據法例，只有明列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內的學院，其所屬的教職員才擁有投票權。近年各大學及社區學院爭相競逐盈利甚豐的副學士課程，相關的選舉法例明顯跟不上副學士課程的高速擴充，結果出現很多問題，包括有些同樣任教副學士課程的老師，如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教員，因為學校是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但「高教界」的選舉條例只包括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學校而無法登記成為選民，此外各大學重組分拆副學士課程成新的獨立註冊機構，又令一些原本有權投票的選民險些失去投票權。
「高等」職員也有的投票權
根據法例，只要是在相關認可「高教界」院校「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全職學術人員及同等職級的行政人員」也有權投票。條文看似合理，但一大批兼職教員、研究生及教學助理也失去資格登記，特別是在近年各大學增收學生、減省成本而大幅增加兼職教員比例的背景下更見條文的過時。另一個問題是行政人員，究竟一位學系的行政主任，與什麼職級的學術人員對等？這涉及的是老掉牙的大學員生共治的問題，除學生以外，其實大學很大部份的職員，都是被大學的決策系統所排拒。「高教界民主行動」成員之一，在浸會大學任教的黃偉國博士 Benson 便指，只有極少數的大學高級行政人員才有權投票。以他的學系為例，大部份的秘書及行政人員，即使年資不短，也沒權參與「高教界」的選委會選舉。
至於有資格投票及參選的選民，除了教授、講師以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身份如校董其實也是選民之一，在「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人名單也可以見到，名單中的陸耀文便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董，由校友組織中大校友評議會選任。公民黨的關信基則是明愛高等教育學院校董。
隨近年政府不斷擴充副學士及專上進修學院，不少在這些學院任教的教員也有資格參與「高教界」的選舉，「高教界民主行動」中的公民黨黨員關志健，便是任教於城大專上學院。副學士教員的膨脹，也令今次「高教界」的選民基數增加不少。近年各大學陸續將轄下的副學士課程及專業進修課程，從大學本部的行政系統獨立出去。而「高教界」的選民確認方法，一向是由各大學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教員名單。這些新獨立的副學士及專業進修學院教員，今年便因為大學沒有就這些教員向選舉事務處申報，選舉事務處一度將這批教員從選民名單中剔除，後來經投訴後才依據法例更正，重新給予這些教員參選及投票權。
也因為是由大學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教員名單，因此不少人教員也是被迫參與小圈子選舉，自動成為選民。而提交名單及選舉期間的空檔，也是選民登記制度中的漏洞。Benson 便說上屆他於教院離職後，仍然繼續收到所有有關「高教界」的參選人資料及投票通知書。
高等教育界等於泛民票倉？
「高教界」一直被視為泛民票倉，2007年的特首選舉，當年參選選委會的成員，似乎也有較強的姿態，便是要支持當時唯一一位泛民主派候選人梁家傑取得足夠提名票競逐特首。然今年2011年，雖然已表明參選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表示，自己理應會獲得包括「高教界」在內的選委提名。然單看「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人名單，卻沒有統一很清楚的意見，例如是否支持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或其他泛民候選人。Benson 坦言內部並無共識，惟他表示，他們的共同政綱相當清楚，就是支持普選，反對小圈子選舉。Benson 說即使民主派選委全部選出，也不會對特首選舉產生實質影響，他認為民主派的參選可作為一種象徵意義，利用選舉的過程，例如當選後逼梁振英及唐英年兩位候選人出席論壇，就公共政策進行辯論。Benson 表示縱然選委制度千瘡百孔，但希望參與制度，「利用選舉過程去推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