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警權事大，每一次社會行動後，大家都就「衝與不衝」，行動策略等，或互相抱怨，或互相指責，本來想辦一個離線沙龍，好好分析與整理，卻門庭冷落，大失所料。雖然有阿貓拍下沙龍，但缺乏討論，沙龍也有失原意。
昨天梁國雄從政權和警權的關係本質出法，談中港共融下，執法機關的政治位置轉變，以至在無形之手下，可能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他又就科學館的小衝撞，批評民主黨缺乏基本政治立場，與民建聯雙雙起舞。至於北風，則描繪了國內每下愈況的司法執法制度，而正在討論中的刑訴法，將使公安機構獨大，把中國從制度上推向警察國家。無形之手在香港，反映於李克強訪港，也反映在國內媒體人長平來港工作簽證被拒諸等大小事情上。大家可以如何面對這個危機呢？以下是兩位講者內容（主要是前半段）的筆錄：
梁國雄：
「公安」這個稱謂本來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產，本意是要跟警察區分開來，鎮壓反革命，並維護新的共和國。不論公安還是警察、軍隊、法庭，都說自己是中立，但都是服務政權。香港不是革命政權，但要去維持新舊政權下的秩序。香港警察是特區政府的國家機器，去維持國家的運作，這機器可能會「痴線」，如南美軍事獨裁，卡特菲變成強人的背景也是國家機器反常的狀況。
當我們說反對警權，背後也隱含著反對政權。香港不是國家，這裡有四千解放軍代表國家力量，不知未來會否有武警等以警察之名行軍隊之實。當我們說警權從屬政權，香港的警察也自然地從屬中共政權，這不是天荒夜譚。當兩地接觸愈頻，經濟產業進一步一體化，這種從屬關係愈加明顯，李克強訪港清楚地反映這關係。相類似的情況以前也曾發生。九七年七一回歸，出現貝多芬事件，以音樂蓋過示威，同年九月廿一日，世銀與IMF在香港開年會，李鵬親臨剪彩，要表現香港的國際地位不變，當時防務很嚴密，幾百警察圍住「結束一黨專政」的橫額。警權依附中共政權，一直存在，是一場拉鋸戰，社會反彈大，它就收歛一點。
他們的部署與香港示威文化無關，示威者從來沒有為他們帶來任何的威脅，主動一方在警察。反對力量因為一直的領導權在民主黨，但他們愈來愈少挑戰政權，更不會發動群眾運動去挑戰。警權與民間的較勁，在一些自發和野貓式的示威居多，主流反對政治裡絕少有衝突。最近我被指責衝入科學館（替補機制諮詢會），指我是十惡不赦，以致民主黨要與民建聯一起來譴責，張文光一點都不臉紅。當天劉曉波被判刑，支聯會示威者曾衝入中聯辦，推倒警員，那又如何呢？
我們今天談警察變公安，背景是中共的公檢系統，正在嘗試直接指點香港的警察，而特區政府沒有根據自身的利益考量，去制衡當中的關係。以前，會有一些力量去制衡，現在曾蔭權只懂苦笑。這次用了中共一把抓的方法，打壓傳媒，統一發放政府消息，很明顯，特區政府已不能把關。為何曾偉雄可以如此跋扈，因為他的後台不是特區政府，而是來自更高的權力！
兩地的結合凌駕整個社會，會帶來更大的不公。若我們把警權拉闊為警察、廉政公署、入境署、監獄署、海關，若它們的執法受到更高的權力調控，會令到整個國家機器更腐敗，因為他們不用理本地的監督。譬如說，若有一天廉署捉了一個太子黨，你猜曾蔭權會不會管？一定把球拋來拋去。我們可預見，香港會愈來愈腐敗，這不是執法者自己的個人意志的問題，若高層大不公，下層也可以小不公。若上層因為某些關係而選擇不去捉人，下層也會不會因為一些個人關係而放水？這腐敗影響深遠。
香港一直以來有一些內部的防衞機制，而民間也會起來抗爭，現在的問題是，內部防衞越來越弱，這就有很大危機。
但泛民主派對這問題沒有基本的立場，它不認為可以挑戰警權，只在一些細微細眼的手法著眼，如用不用手扣，有沒有故意推撞等。我們對警權缺乏分析，難以有共同的抗爭策略。泛民認為，肢體抗爭不可取，我退一步不去跟它爭論，並同意不用肢體抗爭，但和平的公民抗命有沒有人做？有沒有人會做甘地？去做馬丁路德金？若泛民主派領導教誨我們，肢體抗爭無用，我們又該如何抵抗？如何去做？如何大規模去做？如何令到我們牲犧自己自由會帶來改變？若替補機制失敗，是否會出來無限期絕食？
現在問題扭曲了，當民間自發地以肢體作為抗爭時，政治菁英反而害怕，無所適從，這是很深重的政治危機。
北風：
同意長毛反抗警權更重要。國內警察濫權的問題，猶如一架即將沉没的航空母艦一樣，你再去批評它的水手表現差勁，也無補於事。不過，最近香港發生的事，國內的經驗可以拿來借鏡。
自二月以來，國內發生一些事很值得大家留意。如艾未未無故失蹤八十一日，據報他被捉到一間十幾平方的小房，廿四小時有兩個武警跟著，與他的距離不能超過一米，艾未未洗澡的水也會噴到武警身上來，晚上睡覺雙手不能放在被內，可想而知，他們濫權的程度。還有余杰，由去年十月份到今年二月，他被打的程度與高智晟一樣，執法者用電擊捧電擊他的生殖器官，很殘酷。最新的報導包括胡荻在拘捕期間被打了兩頓，江天勇、野渡、唐荊凌等，他們在拘留期，三、五、十天不讓他們睡覺的事很普遍，所以說，大陸警權濫用問題真的令人很無奈。
其實中國的警察法在九五年通過，條例寫的還可以。條例通過後在零三年曾發生孫志剛事件，他在收容所被打死，後來廢除收容遣送條例，對警權有些制約。我零九年被抄家，警察也要我填寫扣押單，起碼有些規範。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全國實施了從嚴管理，上訪和異見受到監控，到今天二月茉莉花鎮壓，完全就是警察國家了。
最近在做刑事訴訟法的諮詢，到九月底止。條例訂明，對於一些涉嫌違反國家安全的人，警察可以不通知家屬，進行六十日秘密地點的監視居住，六十日後可再次逮捕，再加六十日，無限期的延下去，中國的法律竟可以如此倒退。中共不走法治，但以法律名義去行使非法的行為，把二月份以來的非法行為都合法化。如艾未未的所謂監視居住，本來應在慣常居住地進行，他們的做法是非法的，但刑訴法修訂通過後就會合法。其他人如何反對？
國內濫權的方法包括，利用法律例文、法外執法（如艾未未的經濟犯罪）、有法不依（如虐待囚犯）、選擇性執法（針對社運界的網上言論）、小題大作的騷擾。這些濫權在刑訴法通過後更難被約制。
國內的司法系統由政法委來管，這委員會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書記，他也是公安局長，意味公安局長一直控制法院與檢察院，刑訴法一旦通過，公安局長更是凌駕檢察機關，法院更是可有可無。
還有一些結構性問題，如拆遷，這本來是國土部門的事，但警察卻站在第一線去清場。本來地方公安不想參與，但他們的工資由地方付，為了飯碗也要做。他們的濫權與政權和維穩很大關係，是結構性問題。這些事在國內連談都不能談，在微博上談幾句就喝茶，再多講就煽動顛覆，最少三年半。
國內的情況也影響香港，舉一個最近的例子。長平是著名的媒體人，他申請香港工作簽證，六個月也批不下來，按香港入境處的指引，是六個星期。最初一兩個月叫我們補充資料，三個月後，他們說有些事件不是你們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的問題，那麼這是誰的問題？哪裡來的壓力？很明顯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控制香港的事，小如長平先生的一個工作簽證也要管。我們有何方法對抗呢？
梁國雄：
國內國家機器的現代化標記，大概應算在六四後設立的國家安全部，它針對異見者進行鎮壓。八九後，所有政治犯都被監視居住，直到你動搖簽悔改書，九三年後的和平憲章以來都是如此。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從國外學回來，交換政治犯，武警隊伍的建立等。
我們還是有抗爭的方法與空間，例如和平公民抗命，如甘地式的抗爭可以做，香港城市很集中，和平抗命全世界都知道，可癱瘓城市。但警權挑釁下，常常會出現誰先出手的問題，若不能推的話，如何有運動？
科學館的事件，令我心有戚戚然，我所做的與八九民運期間所做的，沒有更激。我們要到某個地方表達意見，被阻攔而推撞，這是公民不服權。若用力就不能，只能站著，任何違令變成不合理。本來何謂暴力是指不受制約的激烈力量，若和平示威下的不服權，那是必要的力量，而不是暴力。若沒有不服的人，警權問題根本不彰顯。甘地式的抗爭要有一些令人敬重的人出來做。假若長毛是錯的，我可以消失。但是，現在替補機制諮詢完了，你們可用什麼方法令群眾出來？有沒有有頭有面的人出來抗爭？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民主黨等）踢球不願過半場。
我覺得不寒而慄的是，民主黨在科學館事件的態度。所有革命都有暴力，辛亥革命如是，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如是。更大的問題是，他們對暴力缺乏最基本的分析。我們哪有武裝組織？暴力網領？武器？怎能說是暴力？若推撞是暴力，這很過份，它是跟著民建聯去起舞。若他們今天譴責我們，也可以譴責八九天安門的學生、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這次事件更甚的是，當盟友否認行使暴力時，為何能借用文匯大公的論調來譴責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