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尾香港正為特首選舉風風火火，港大辦民間公投本來「也無風雨也無晴」，然而網站受黑客攻擊，激發廿二萬市民投票，有社運人四處奔走，找票站、找人手、在網頁宣傳。投票結束後，不少社運人守候在電視旁靜候結果，得知白票過半後幾乎都要興奮地跳起。不過這股久違的熱情在三月二十五日便一股腦兒熄掉，只有不足三千名市民到會展舊翼集會，難免失望。參與者雖然怒氣衝天，但對會展內的正在進行的惡行無能為力。當得知梁振英當選後，曾有人嘗試衝入會場，然不久之後民陣便宣佈和平散去。結果數百群眾拒絕離開，痛斥民主派領袖「行禮如儀」，再加上會場內高舉「立即普選」的何俊仁競選團隊，無疑是把一盤冷水再加冰繞在群眾頭上。
不少社運人也對民陣及泛民主派的四月一日的遊行，包括筆者在內也感到厭惡、失望，拒絕參與。示威遊行似乎就成了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重覆、儀式性的訴求表達。然而四月一日的遊行，仍然有一萬五千人上街，特別的是一班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年輕人，他們有人敢於直面警察的打壓，有人參加中聯辦外就未來社運方向的討論會，這股熱情至少對於筆者這個老社運人來說無疑是意料之外，是一個新刺激。遊行之後，what's next？這是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必須回答的問題，除了有更多人參與之外，如今有更多的人願意思考這個問題了。
四一遊行讓我想起了二零一零一月一日元旦大遊行，泛民同樣由遮打出發，遊行到中聯辦。警方說有九千人，泛民說三萬人，這不重要。當日遊行的意義在於把爭取普選的訴求，直接指向了中聯辦。葉蔭聰便以「新的戰場」形容。從來我們爭取的普選的對象只是特區政府，遊行也多以政府總部為總點，行動策略也一如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然從筆者眼中看來，七一大遊行其實有如緊箍咒一樣把爭取民主運動牢牢地困在死胡同。一零年的元旦大遊行把終點設在中聯辦，正視政治現實，向中共說不，行動也清楚告知群眾誰才是香港民主前途的話事人。參與的群眾在終點突破警方防線，抵達中聯辦後門，也開拓了行動想像，打破警察是「維護治安、中立」的神話，敢於向不合理的限制說不。
這股民氣在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反高鐵停撥款包圍立法會再次清楚看到，超過二千市民在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後，阻止官員及立法會議員離開，最終這些支持政府的議員要坐港鐵離開。後來的五區公投運動，雖然在民主黨不參與、建制派議員杯葛下未竟全功，但也有超過五十萬市民投票。中間歷經民主黨投票支持政改及社民連分裂，算是低潮的開始。一一年起，政府及警察對示威的打壓變本加厲，在一連串抗爭、拘捕及起訴的行動後，無論是社運、社民連或人民力量，也難免不感到疲累——特別是泛民主派在街頭運動的想像上繼續停留在零三年七月一日。
警權繼續張牙舞爪，建制派利用外傭居港權及暴力兩大議題，在社會輿論及區議會選舉中也大獲全勝。或許是物極必反，梁振英及唐革年的競選，無意間帶來很多新的形勢。建制派的資本家統治階級及中共地下黨統治層正式分流，互揭陰私及貪污舞弊。香港社會對於政治形勢的認識，到今日才漸漸貼近現實，也終於認識到中聯辦以及其領導的地下黨組織的力量。假如說一零年的元旦大遊行尚且夾雜有「釋放劉曉波」這些「中國因素」，今年的四一遊行所意味的，似乎港人如今真的決心繞過特區政府以及添馬新政府總部這些紙老虎，把抗爭對象對準中聯辦以及其代表的中央政府。而由去年年尾至年初有關陳雲的「城邦論」、雙非孕婦、簡體字、自駕遊等中港議題，無疑令更多港人把民主運動放到中港脈絡中去思考。
年輕人加入社運，「薪火相傳」、「一棒接一棒」固然值得高興，然而如今我們有更多。在四一遊行中所看到的年輕人，除了傳承，更是有想法，尋突破的一群。狼朝來了，梁振英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無意在2017設立真普選。四一會否是我們希望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