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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誌《為革命畫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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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誌《為革命畫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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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日24/10/2010,第八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將於藝術中心放映《為革命畫畫》和《紅色美術》,時間為晚上7:30)

http://smff2010.wordpress.com/)

(上文: http://fleurspirit.wordpress.com/2010/10/21/turninghistory1/)

續上:

...首先,必得先搞清楚:關注現實不等於關注政治,關注政治不等於擁護當權者,反過來,關注幻想與夢想等現實中不存在或未存在的東西,卻又不一定等於不關注政治。

再談下去,那麼美麗的農民畫,是否真的可以與政治「分家」呢?

看上文就知道我會答「不可以」。可是,為什麼不可以?

戶懸農民在畫畫的當兒,藝術創作的確從殿堂回到人民勞動生活的空間了,的確是做到「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了,然而,還差了一步。所差這一步,正正是他們把自己的畫作與政治考慮分了家,就如同他們那些大部份都不情不願地下鄉的美術輔導員的心思一樣。

正是由於大部份美術輔導員真正的心思還是政治與藝術不放在同一平面上考慮,所以農民畫作者們沒有被培育去考慮以下的問題:一件藝術創作並不可能脫離大環境而被理解和產生作用,而由於我們沒有人是獨活於世上,所以作品的意義並不完全受作者所限,同時,它所產生的影響亦不只作用於作者一人,所以我們就有必要看到一件作品在這世上的位置。

這不怪農民,這要怪所他們所接受的藝術教育只教他們自己掌握自己創作的內容和方法,卻似乎沒有同他們探討自己的作品如何被傳播和利用的問題。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來說,無論是農民還是美術輔導員,都沒有能力和權力去處理自己的畫作如何被利用。這是不能怪個人的。然而,「沒法子做到」,與「不曾考慮」是兩碼子事。當我看到當年的美術輔導員們還笑嘻嘻地談到上頭不論指令什麼,農民都能自己將它變成自己想畫的東西,我便感到了大大的不妥--這不是藝術自主的表現,也不是被壓迫階層站起來的表現,而只是在被容許的空間裡發揮自己想做的事情,卻不懂考慮這事情對其他被壓迫的人所造成的影響。這種不考慮,同時也是一種容許當權者在大家頭上繼續舞龍舞獅的取向,也就是說,想要去政治化,結果卻也不能自控地成為了一種政治取態。

事實上呢,當年四人幫的政治需要,的確是把戶懸農民畫捧起來的重要因素,目的當然早已不是「把藝術還給人民」,早已不是什麼「奪取文化陣地」,而只是要維護統治和爭權。所以,從事實而言,這些美麗的農民畫,從未脫離政治;反過來說,如果企圖要擺脫「骯髒的政治」,還必須回到尋找「真正屬於人民的政治」的願景裡尋求才是正道。我想,站在廿一世紀的開頭的我們,應該要離開上個世紀的錯誤而從新出發了。

上山下鄉的矛盾:「知識份子」與「專家」

所以我們還是要談藝術教育的方法問題吧。

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專家」知識如何與在地知識融合而成為進步力量的問題;另一個是「專家怎樣看待自己與基層的關係」的問題。

兩方面的問題也可拼作一個:什麼是平等?

在《為革命畫畫》一片開始不久,當年的美術輔導員溫文地解釋,因一方面自己是輔導員,是老師,另一方面知識份子都是有問題的,都是要向工農兵學習的,因而,人人都膽戰心驚,都要謙卑地下鄉,感覺身份很矛盾。在《紅色美術》中,美術館的男策展人不無惋惜地提到「像曾奕這樣一個佳人」在割豬草。

這些話令經常從事類似的藝術普及工作的我,感到很納悶。

怎麼說呢,與學生保持一個平等的關係,這乍聽起來,好像是矛盾的,但實踐下去,就會知道一點不矛盾:人本來就各有所長的,在甲這事上我知得比你多一點,在乙那件事上你知得比我多一點,但我們的知識在世上都是同等重要的,而且,在互相交流一段時間後,也說不準我們在對方所擅長的領域中也會有所進展--不就是這般簡單嗎?

從片中我們可以知道,當年的戶懸美術班,透過集體討論草圖,集體創作而慢慢成就了一批畫。而可以見到的是,那些農民畫有些是帶有不同西洋畫風的特色,有些是中國傳統畫的畫風,更有些是抽象的。我不是說農民自己不會帶有那種觸覺,只是想說,從戶懸的農民畫,的確看到專家知識與在地農民對土地和人的認識,還有對傳統民間藝術的認識,結合出好的成果。

所以,身為老師,要了解和尊重學生的所長和經驗,非但不是矛盾,而且是人本教育工作中所必須的,而且,更是當年戶懸美術輔導員的親身經歷。

問題出於,上山下鄉是被迫的,階級不平等關係是由制度暴力所維繫的(所以也是被迫「向工農兵學習」)。同樣的,再談那個割豬草的問題,其實,美女也好才女也好,割割豬草沒什麼大不了的,被迫割豬草才是問題。

聽到這些知識份子在談到這些問題時,我在想,可能就是因經常不想考慮權力的問題,因此在整個問題意識的框架裡面,總是將問題的重點放開了,忽略了最關鍵的點。然而,忽略了那個最關鍵的點後,說出來的話,就很容易被理解為「老師要向學生學習是矛盾的」和「才女美女不應被浪費了去割豬草」。而這些忽略,在現今社會結構的去政治化要求當中,又已成了不自覺地維繫著另一個制度暴力的思想模式了。

《紅色美術》中有個館長悲淡地談到中國人對文革的不反省,因為中國人會出高價買政治宣傳畫。然而,也不知是因為受訪的知識份子們是這樣,還是剪接時剪成這樣--讓我看得心驚膽跳的卻是,兩片中的知識份子(除了陳丹青以外)對於自己和別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權力位置都似乎不了解或者沒有想了解的意願,而且對這種不了解沒有警覺和沒有反省,以致無論在什麼時代,最後都只能扮演了被動地維繫著一個既定權力架構的角色。


「憶苦」之放大,「思甜」之流失

(為要打出以下那行字,我坐在電腦前戰戰競競,想了好久:)

無論文革中樣板戲對工人農民的痛苦的敘述,還是文革後知識份子對自己遭遇的痛苦敘述,都同樣是被放大了。「放大」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苦而妄顧其他人的苦,甚至不介意讓別人受苦來填補自己的痛苦造成的匱乏感,又或者合理化他人的受苦,這樣的「痛苦感」就是「放大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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