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為反「對國民教育」科，在中大校園舉行大專罷課集會，逾八千師生坐滿百萬大道和附近空地，台上台下的參與者紛紛提出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各種理由，當中不乏針對現行課程指引的批評，論者對政府應否及如何推廣國家文化也持不同的立場。我認為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起的爭議，正是香港社會思考如何面對國家文化的大好機會。
在殖民年代，港英政府官員喜歡強調其「積極不干預」的文化政策，政府合理化其迴避推廣國家文化的做法。殖民政府無意建立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隨即把推廣中華文化列入《施政報告》，但是香港的文化政策一再停留在諮詢再諮詢的階段，政府從未說明如何具體落實昔日文化委員會提出「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開拓國際視野，吸取外國的優秀文化，令香港發展成一個開放多元的國際文化都會」的長遠目標，至今仍未說清香港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遑論闡明特區文化政策與國家文化政策的關係。
民間懼怕文化統戰
誠然，文化工作者早在回歸前已對中國共產黨「藝術為政治服務」的策略非常戒慎惶恐，深恐文化政策他日淪為政府的文宣機關；故此不少民間人士默許、甚至要求政府保持「不干預」的文化政策，不希望政府在文化範疇提出任何主旋律。民間對共產黨文化統戰的恐懼，令到關於香港文化政策與國家文化的討論無法展開。
事實上，我們是否可以單單擺出「不要文化局淪為中國政策的宣傳機器」的立場直到永遠？香港文化政策應當處理國家文化的位置？又或，其推廣的是怎樣的國家文化？
在此，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推行的國家文化政策，從而思考國家文化與民族的關係。星馬兩地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兩地政府採取不同策略建立國家文化。馬來西亞政府1971年推行「國家文化政策」，實施「一個國家，一種語言，一種文化」政策，以馬來族為主體，國家文化以馬來文化為基礎，以馬來語為官方語言，主張非馬來民族的文化以適當的方式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而伊斯蘭文化同是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這個把國家文化與單一民族扣連的做法，無疑在脫離殖民統治的初期快速建立單一國家意識，但是馬來人享有特權，而華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群體文化因而受到壓制，族群之間的衝突變得在所難免。至今，該國繼續推行這個以馬來文化為主的文化政策，營造馬來西亞的國家身份認同。
至於新加坡則選擇多元種族政策，政府營造統一的國家認同，同時刻意強調各種族的文化特質，力求保存多元文化、多元語言、多元宗教。新加坡政府1965年建國後，沿用馬來語為國語，同時把華語、印度語、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官方文件和廣播同時使用四種語言。
這套國家文化政策把國家文化與民族身份分開處理，亦有其吊詭之處。一方面，政府致力建立綜合的新加坡文化，如國家服飾、歌曲和舞蹈等；另一方面，政府又要求國民保持種族的文化特色，如行動黨在七十年代發起華人說華語運動、印度人的淡米爾語運動。因此，國民須要面對新加坡文化和族群文化之間的張力。至於新加坡在九十年代銳意發展成為具亞洲特色的全球城市，以及於千禧年後政府大力推廣創意產業，便是後話。
香港有權自訂文化政策
馬來西亞政府把國家文化與單一民族扣連，以馬來文化為主流；新加坡政府則建立「新加坡身份」之餘，維持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由此可見，推廣國家文化不一定跟「民族性」扣連，視乎政府提供一種怎樣的國家想像。至於香港社會面對國家文化的問題更為複雜。首先，在現行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基本法》明言香港政府有權自行制訂文化政策。
由此推論，香港政府聲稱推行「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香港文化政策，不必跟從內地那套「中國文化」的概念和範疇。問題是，政府能否明確指出對於推廣「中國文化」的立場和做法，能否提出一套香港觀點的中國文化，好讓市民了解，以及討論國家文化在香港文化政策的位置。假若政府官員一直含糊其辭，只會令到市民更不信任官方未來推廣國家文化的政策。
其次，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到底政府如何確立香港文化的獨特定位，令到香港文化不會「被規劃」？文化政策承載着怎樣的國家想像和地方想像？回歸十五後，香港政府快將設立文化局，我相信民間除了關心文化行政架構和撥款程序之外，實在須要深思文化政策與國家文化的關係。
作者為大學教學助理
信報財經新聞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2012年9月14日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本地及海內知名學者、文化評論人與文化界業內人士輪流執筆，縱論種種文化政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