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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羅永生:文化政策如何解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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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墨西哥通過決議,認為文化「賦予人類有能力反省自己,透過文化,人類表達自己、認識自己、體會自己的不完整、質疑自己的成就、不斷尋求新意義,以及創造作品以超越自己的限制」。而有代表更按此原則,進一步認為每個公民都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俾使從事自我批評和自我欣賞,以便培養全面性的個人,亦即透過批判的反省來結合文化的保護和更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這份宣言,為文化政策指出具體的目標;同時強調「文化保護」和「文化更新」的兩部分,並確立文化不只是藝術創作,更包括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傳統、歷史和記憶等集體創造。 這份宣言提供了理論基礎,肯定不同群體的成員應享有平等的文化權利;在政治和經濟權利之外,文化權利成為公民權利的重要一環。

文化多樣性值得主張

聯合國對保護和發展多元文化傳統的重視,反映了雖然一度高傲和趾高氣揚的帝國主義文化觀已經在二戰後結束,但全球文化邁向單一化的趨向,卻一直威脅着許多未獲納入全球政治和經濟主流的生活方式和傳統。這種狀況,既是帝國主義的文化優勢在後殖民主義時代並未消失的證據,也是與後殖民時代,國家獲得獨立地位後, 國族主義也一樣處處在摧毀多樣的文化生活方式有關。

維持文化多樣性的迫切需要為各國所重視,因為殖民主義時期處於弱勢的社群和民族失去文化 主體性的危機並未消失。帝國主義使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壞,歷史的記憶給刪除、遮蔽或改寫,造成受殖民者的文化依賴性,以及文化主體性的喪失,這些影響今天仍然存在。曾經擔當反帝國主義推動力的國族主義,也在國家求同滅異、經濟發展至上的強勢邏輯下,使保護多姿多樣的文化傳承責任為人所淡忘。

教科文組織的與會代表,認為文化多樣性值得大力主張,正因為文化既與表達、認識、欣賞自我的能力相關,也與人能否體會自我的不完整性能否發展出質疑、反省和 超越的能力密切相連。換句話說,文化多樣性關乎人的群體可不可以走出單一、獨斷、偏狹的世界觀,讓反思、批判、自省的可能性發展,從而塑造一個可以互相聆聽、對話、尋求共識的世界。

英國不主張瓜分中國

與會的各地代表呼籲以文化權利和文化多樣性為標尺,作為文化政策的準則,歸根突底是因為今天世界的狀態雖然擺脫舊式強橫的帝國主義單一性,但種種新的殖民依附狀態仍然發揮作用,新的不平等關係既在國家之間,也在國家內部、在族群之間複製着舊的殖民性,也滋生出新的的臣服模式。在一些地方,反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借用舊的強權想像(復興舊帝國/天朝),而民族主義、國家 主義,也往往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延伸種種剝奪人和群體主體性的新型權力關係。

面對重重險境的後殖民處境,文化政策的任務重大,既要致力於扭轉內外的權力不均衡,避免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借屍還魂,也要防止內部新的不平等關係,演化成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後殖民的文化政策一方面要保存殖民經驗錯綜複雜的各個方面,也要促進文化自省反思能力的發展,保護表達自由和思想自由,以讓主體性健康成長,更加要克服殖民經歷不同,或地域族群差異所造成的新歧視。

如此說來,過去民族主義者所高舉的「反殖」旗幟,如果簡單地成為文化政策的最高目標,自上而下地強加一套「文化回歸」政策,就未必可以應付今天香港後殖民處境的錯綜複雜性。

當十九世紀英國向遠東伸手之時,她已經放棄了十八世紀全面統治印度的殖民政策,取向代之的是一個文明開化使命感(civilizing mission)已大大減弱的商業帝國政策。因此,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英國並不主張瓜分中國,反而扶植清室,促使其改良,建立新的國族,並利用香港為中國改革輸送人才。這政策說明,香港的殖民統治只是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大門,成為其商業帝國體系的其中一環而設;所以,英人治港期間,並沒有一套改變香港華人為英國人的文化政策。

香港文化後殖民處境

相反地,香港的殖民權力更多地體現在殖民管治體制,以及由它而衍生出來的一套殖民官僚文化。這套殖民管治機器更多是超乎種族的分隔,因為英國殖民者和其華人勾結者一樣,對受管治的一般香港人維持一種「非政治化順民」的狀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英國人為了準備「光榮撤退」,才在文化意識上稍為着力鞏固「香港人」對本地的文化認同。可是,這種臨時退讓並非一種真正的「解殖民」計劃,而是讓出部分權力予英國信賴的「高等華人」,並沒有讓港人充分發展其主體性的餘地。香港回歸中國成為定案後,為了取悅權貴安穩其在未來後殖民時代的利 益,英國人亦只掉下一個把殖民權力體制延續的「行政主導」方案,文化上對公民社會發展的支援也十分有限。

回歸之後,歷屆政府都未能提供基礎,讓社會尋求後殖民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共識,而只是接二連三地拋出高、大、空的願景,未能根治因為香港是「被動地回歸」中國所帶來的主體性未完整狀態,致使文化教育政策多番進退失據,先則有教學語言的混亂,後有「國民教育」所引起的風波。

這些政策錯失的原因,都源自香港的積習自殖民體制的文化教育官員,並沒有真正面對香港脫離殖民地過程的特殊性,也未有警覺「文化回歸」論背後的國族化、國民化、融合論思維,只會強化一種可以摧毀香港本身的文化多樣性、多元傳統的暴力。

只有回到世界潮流尊重文化多樣性的精神,警惕國族主義單一文化價值觀的危害,香港的文化政策方可面對本地獨特後殖民處境的挑戰。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信報財經新聞 - 時事評論 - 文化論政 - 21-9-2012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本地及海內知名學者、文化評論人與文化界業內人士輪流執筆,縱論種種文化政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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