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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一次罷課的嘗試 —— 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反國教罷課行動後記

一次罷課的嘗試 —— 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反國教罷課行動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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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昨天城大舉行919師生反洗腦集會。活動海報上一列黑壓壓的人群,哄托著半個升起的太陽。仔細一看,光芒四放的「太陽」竟是個染得紅通通的腦袋,意境來勢兇兇。原來海報圖案來自上星期創意媒體學院反國教罷課行動。9月11日學聯罷課後,城大創意媒體學院(下稱SCM)同學旋即展開三天的「罷課不罷學」行動,在藝術層面宣揚反國教訊息。行動邀請了老師,藝術家和文化界人士舉辦藝術工作坊,放映會,讀書會,反洗腦晚會等。我們訪問了其中兩位「搞手」華Dee和阿Wing,分享籌備過程。罷課由開始一刻起已經裙拉褲甩,SCM的行動在這個所謂「後公民廣場」時代,看到在地組織的困難,同時也看到本來對社會事務不甚關注的SCM如何「遍地開花」。

爲何會獨立組織罷課行動?
「早在參加了學民思潮的音樂會後,我們幾個同學就發起了反國教聯署,同時派發傳單呼籲同學參與九月三日政總集會。當學聯在當晚呼籲中小學參加929罷課體驗日,我們覺得作爲大專生都應該要支持。當時與學聯溝通的計劃是先由一個學科開始罷課,到學院,然後到一家家院校罷課,一起向特首施壓。同時商量一旦中小學罷課,大專生應該有承擔,去幫忙義教。」

當晚在政總,二十多個同學就聚集起來商量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就宣布SCM同學將組織罷課,隨即開會至淩晨。「當晚大家都很激動,不太理智。其實都是朋輩推波助瀾下膽粗粗成事的。大家都很膽小,不想出風頭,又擔心要是我們先發組織了,後來的人會有慣性期望。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能力組織,並不需要一個帶領。我地只是其中較快組織到的一群。」

一般人都期望學生會去帶頭組織抗爭活動。你們組織罷課,有和其他方面合作嗎?

「我們很快就聯絡到正在舉行迎新營的城大學生會,他們表示支持我們。」後來與學生會和其他學科聯會的會議中,有人提出罷課人數太少,成效不大,不如組織一個全校的罷課。「但是大家組織罷課的理念不同。我們覺得每個同學對國民教育的認知不一,如果不能讓人人都了解爲何要反國教,而盲目叫人去罷課是不理智的。所以我們想先加深同學對國民教育的理解。」筆者問爲何全校罷課就不能加深同學對國民教育的認識,「在於罷課的形式:學聯或學生會只是在一天裏罷課幾個小時,而我們認爲罷課必須為其三天,才能舉辦足夠有教育意義的活動。因此我們以『罷課不罷學』為主題。後來大家同意讓SCM先行,作一個前哨戰,然後由城大接棒。爲期三日的罷課活動又分了三個小主題,邀請了嘉賓就當日的主題舉辦活動:深入了解國民教育,義教工作坊和讓沉默的人發聲。」

行動到底有沒有加深到同學對反國教的認知呢?

罷課第一天晚上,就有同學在 Facebook 告急,呼籲簽了名支持罷課的的同學不要只簽名,不出席活動。筆者參加了星期四的「電影放映及分享會」。電影在城大 Podium 放映,座上有大約四十個同學,但由於沙發同時也供路過的同學休息。有些人在按電話,有些似在等人,但也有人聚精會神, 難以判斷是否參加者。「一人一故事劇場」則坐滿了五十多個座位,更有其他院校的同學參加。「唔好漏氣,保腦靠你」晚會中有舊生,城大其它同學,其他大專院校學生和中學生,約有二百人參加,但SCM本身有接近七百個同學。

「其實關心與不關心的人各佔一半。關心的同學早就做了工作人員,而不罷課的同學下課後也會來看看。」有新生表示,自己有穿黑衣回應,但沒有參與活動。「有些老師表明不反對同學參與罷課,但談到補課時又說無力安排,變相不鼓勵參加。而且其他課堂(學院以外)都要照常上課,罷課行動似乎意義不大。」華Dee坦言罷課行動使新生感到十分困惑:「學還沒上,就要罷課了?罷什麼? 有人擔心如果第一個星期的課取消了,會影響到科目的 ADD/DROP。(篇按:選科死綫設在開學第二星期,同學一般在上完第一課以後決定是否繼續修讀。 )但星期五很多新生都來加入幫忙。」筆者遇上幫忙的新生,她表示是受迎新營的組爸媽號召而來。

有出席晚會的校友反映晚會淪爲音樂會,嘉賓演唱的歌曲和反國教沒有關係。又有人指工作坊模式和課堂太似,不夠創意。有些活動如刺穿紅氣球,讓路過的人寫下並交換願望,為路人繪畫肖像聯署等意義流於表面,無法帶出反國教訊息。然而,活動籌備時間短,搞手缺乏經驗,貼張膠紙,剪條絲帶都是時間,自然難以兼顧各方面。有些活動是前一晚才定下來,除了指責安排不當,筆者卻看到另一面向:同學不斷為行動加入自身的元素。「Tommy本身畫畫好叻。他12號(罷課第一天)才從美國回來,第二天就決定與幾個讀動畫的同學,即場幫人畫肖像。」「我們借了幾塊告示板一直都用不上,後來有個同學提議不如畫上行動時間表。當時已經是第二天,我怕已經太遲,但他們堅持,後來真的畫得很好,吸引到人來觀望。」

筆者問到他們為何不發公開電郵呼籲,「其實我們有發的。」他們有找學院辦公室幫忙發電郵給全部老師同學,校方卻回應要等院長回覆,事情最終被擱置。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邵志飛曾以電郵回應九一一學聯罷課,表示學院按照程序會照常上課,如老師要取消課堂,必須以正常程序通知學生,但是從未正面回應SCM的罷課行動。電郵最終由城大學生會代發,但校友及兼職講師都未能收到。

行動風格反映SCM文化

開會時城大也有其他同學想組織自家罷課行動,但礙於自己學科不夠團結而放棄。修讀電影藝術的華Dee和阿Wing表示: 「可能SCM同學出慣 Crew(團隊拍攝),習慣團隊的工作模式,所以比較容易凝聚一起。」電影製作十分依賴團隊分工合作。每次拍攝時都要有人分別負責執導,打燈,收音,化妝,安排服裝道具,更不要說前期的找景,找演員,寫劇本,製作道具等準備功夫。「我們一大班人經常傾計。大家的理念差不多,搞起活動起來容易好多。」

SCM的課程除了注重美學的訓練,也鼓勵把美學實踐到社會層面裏。同學創作的題材不乏探討社會現象。助理教授蔡穎儀分享她的觀察:「其實SCM同學一向都有關心社會議題,例如曾有同學帶同投影機投影到 SOGO 外墻,探討公共空間政治。不過過去同學會傾向個人化,即使是多個同學參與,也是冠以個人名義進行藝術行動。而今次則是一次有組織的抗爭活動,所以看起來好像忽然關心社會,其實一直都有。」同學們的社會參與,也來自於同輩之間的推動。阿Wing分享到:「我中學時一直是個觀察者,直到Year 1 先第一次落地,參加七一。當時是Yabee(罷課行動另一個搞手)叫我去。我才知親身落地很重要,媒體只是第三者的報道,必須親身體驗。」「以前我會自己參加六四晚會,後來學會拍野就開始拍遊行,又會跟同學師兄去拍社運紀錄片。這一年來的遊行都有拍很多。」除此之外,罷課行動還有賴老師的推動,例如活動嘉賓主要都是靠老師的網絡找回來的。「有些老師十分熱心,主動取消自己的課堂,說要上就要下去(城大podium)上! 除此之外,又熱心地幫我們安排場地,甚至親身與我們到政總尋找藝術家!」

問及行動的低潮,華Dee直指九月八日。「當時我們在 LAB 裏看直播,梁振英的記招令我們很困惑,好像政府已經讓步,我們還該繼續嗎?那時我們晚晚都會回政總,後來學民思潮宣佈撤離,我們仿佛失去了一個大靠山……」幸好行動中的資料組在這時發揮關鍵作用。研究過新指引後,籌組同學發現方案並未真正撤回,於是決定繼續罷課行動。「當過搞手,就會對事情有深入的了解。今次是我第一次去記招,第一次和別的組織商量,第一次面對傳媒,其實過程中自己都十分緊張,但我很想把我們的理念說出來,希望有人去接棒。」他期望有人承傳,使SCM同學更加關心社會。「我覺得SCM的同學都很有能力。如果大家都關心社會,懷有理念,創作出來的藝術品會感染更加多人。」

結語

聆聽華Dee和阿Wing分享,由衷感受到他們言談間散發的喜悅。不論行動效果如果,我相信參與的同學一定從中更了解自己,有所成長。作為一次嘗試,同學沒有先被抗爭形式綑綁,而能先釐清自己的概念,已經十分難得。然而構思和執行總有距離,是需要經驗協助的。當每個人持著不同的尺來量度事件,更加要思考清楚自己的定位再走下去。要是旁人能夠放下成見,定能看到多個面貌。作為SCM的舊生,我為師弟妹的投入而欣喜。希望SCM的同學能夠走出課室,不斷學習之餘,亦漸漸承擔起社會責任。

訪問/文:Ivy
協力:Cherie,褔權
編輯:黃俊邦

相片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學生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罷課行動 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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