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既談革命，又說民主，再論自由。文章洋洋灑灑，引起爭論甚大，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認為在〈談革命〉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只談改革，觀點保守，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投誠，被建制收編，對此他們大表失望。不過，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多半更喜歡韓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並謂如果情况一直沒有改善，自己會每年去文聯、作協的大會抗議。
平情而論，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擦邊球」寫作，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若真似假）的姿態，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呼應青年反叛情緒，以調皮、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廣受歡迎。不單聲譽日隆，更具高度市場價值。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隔膜者，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於是，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
顯然，韓寒這種中國特有的「文化超級明星」現象，並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國當代特有國情下方可出現。這些條件一方面包括言論審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綜合的「新文化工業」。
所以，今日與其探究韓寒本人的信念價值轉變，不若以一個「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來考察他新的姿態，再而探討這些轉變的意義。
在韓寒冒起的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尤為受惠，普及文化隨之快速發展。雖然在傳統印刷和影視媒體，政治言論審查仍然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韓寒作為一個冒起迅速的文壇新秀及賽車手，既象徵時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徵着青年反叛，以及披帶了某種異見思想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同時結合了消費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網絡空間文化的中國特有現象。直至後來內地及國際媒體進一步提升、「炒作」，韓寒遂變成一種既能賺錢，又能幫助國人抒發政治鬱悶的「文化明星」。
可是， 「文化明星」歸根究柢都是「明星」，這和知識分子有根本的差異，也和異見分子並非同一類人。雖然過去十年間，過去曾佔思想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內地卻將「知識地位」附帶的「文化資本」納入一套消費體系當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識分子」，也讓這些「文化明星」承載「知識分子」過去負擔的批判功能。
過去，知識分子負起批判責任，除了自家著書立說，也會開立門派，延衍學術。可是，文化明星最關心的，卻非開拓學術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尋自身的市場定位。學術競爭在乎思想創新，但文化明星卻不嫌大量借取、複製、循環再造學術資源，關鍵在於行銷及包裝，宣傳與形象。
西方消費社會興起的歷史表明，文化消費市場既有濫造「大眾文化」平庸淺薄，窒礙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廣文化，讓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專權的文化建制壟斷的一面。60 年代西方青年運動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運動高潮期間借力於文化商品化。運動趨向低潮後，文化工業亦大量吸納「反文化」的餘絮。搖滾樂、牛仔褲等帶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勝數。中國韓寒現象的「進步」，亦正在於文化工業捕捉了某種「青年反叛」的需求，韓寒則充當一種保證銷售額的消費品牌：偏鋒、搗蛋而又確保安全。韓寒品牌提供的滿足，既屬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過、活過，今天卻又與體制無奈合謀，位居中產的中年受眾。
在一個除了消費之外，一切都無從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國度，明星制度產製下的受控反叛，被誤認為一種替代的「異見」。可是，真正未經改裝整理的「異見」，從來都不是文化工業的那杯茶。所謂「擦邊球」的寫作，本來是指新聞工作者突破審查禁忌的方法，但後來也慢慢變成一種偏鋒型文化商品的包裝方法。
韓寒在3 篇文章引起爭議之後，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這幾年寫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歷程。起初他批評政府，歸咎制度，都是發自內心。後來這些文章獲得讚譽，於是他主動迎合，慢慢使自己納入一種「有罪推定」和「變種八股」的公式： 「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他今天說，這些批評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民眾歡迎，但後果是支持者兩極化，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餘地。於是，他開始覺得需要改變。
這段屬於自白類型的文字，當然可以閱作一種「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視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會看出，這種帶有「深度」的文字，其實也是構作「明星」之為「明星」的表演的一個部分。韓寒滿有距離回顧他過去的寫作，既指出一種文化工業下「八股式」寫作的異化性質，也批評了讀者那種「民粹式」閱讀。過去曾經熱捧韓寒的部分非常認真的讀者，也許覺得不快，原來韓寒過去只是應酬他們。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實不是「讀者」而是「粉絲」。那一篇深情獨白雖然好像否定過去，但那並不會證明韓寒的虛偽，或「文化明星」寫作的做作與不可信，反而是韓寒更「型」更「酷」的表現，那就好像影視明星不時都會說要改變形象，作更新嘗試。粉絲不會因此介意他否定過去，因為他們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讀者，更會對穿上新裝的韓寒充滿好奇與期待。
韓寒接着又在上文說： 「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殺戮群眾。」再而，韓寒又解說他從原來的一個「堅決革命者」，到醒覺今是而昨非：原來革命是有代價的。「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原來在品質上未必相反，他們只是各自高舉着不同的旗子罷了。」
如果我是韓寒過分認真的讀者，會為這兩段說話而氣死，更可能會起而提筆批判。然而，正因為這些非韓粉的批判，韓粉會更喜歡韓寒。不但因為他用辭「酷斃」（什麼時候韓寒主張過「堅決革命」？）更因為他「誠意地」分享了一份「認真你就輸」的犬儒主義。過去（所謂激進期）的韓寒，事實上也潛存着這種犬儒主義。（沒有這種隱而不露的犬儒主義，反諷式的激進，又豈能令讀韓寒既安全又過癮？）今日坦白承認這種犬儒主義，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組織的犬儒主義國度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韓寒，的確比從前世故多了。但在一個既只能「擦邊球」才能說真話的國度， 「世故」是體制訓練出來的。可是，韓寒（及他的文化工業）卻有這個條件，將「世故」變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為突出、激進、以及「酷」形象的本錢。這點，他是從魯迅學來的。
早幾年，原屬港產的中國「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薦韓寒，說過韓寒這樣寫下去，就會變成當代的魯迅。這句話，文道可能說早了，也說漏了，因為那將會是一個被人罵為「世故老人」的魯迅。可是，魯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卻展露他反戈一擊的能耐。魯迅寫道：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韓寒在他的〈韓三篇〉中，也發揮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這深含反諷的「反」革命論，他也蒙受一種「深於世故」的惡謚（韓寒妥協了、韓寒是泛維穩聯盟了、黨媒《環球時報》更讚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右），可是，韓寒卻謂他之反對革命是因為不想討好向他投射激進想像的讀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還要對之反戈， 「殺戮群眾」。
一方面既向庸眾投槍，打破他們的「革命」雅興，另一方面也向黨報《環球時報》摑一巴掌： 「你們沒有資格讚我！」然後重申，我會左、中、右都不討好。所有批評、讚譽，立時成為他的註腳。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為粉絲，又怎會不愛這「世故的韓寒」？
魯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澀的；唯有韓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卻可以通過精心計算，把惡謚變成話題，把失望變成收視，把「世故」化為「玄酷」。
<明報>15.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