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說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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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既談革命,又說民主,再論自由。文章洋洋灑灑,引起爭論甚大,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認為在〈談革命〉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只談改革,觀點保守,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投誠,被建制收編,對此他們大表失望。不過,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多半更喜歡韓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並謂如果情况一直沒有改善,自己會每年去文聯、作協的大會抗議。

平情而論,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擦邊球」寫作,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若真似假)的姿態,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呼應青年反叛情緒,以調皮、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廣受歡迎。不單聲譽日隆,更具高度市場價值。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隔膜者,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於是,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

顯然,韓寒這種中國特有的「文化超級明星」現象,並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國當代特有國情下方可出現。這些條件一方面包括言論審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綜合的「新文化工業」。

所以,今日與其探究韓寒本人的信念價值轉變,不若以一個「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來考察他新的姿態,再而探討這些轉變的意義。

在韓寒冒起的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尤為受惠,普及文化隨之快速發展。雖然在傳統印刷和影視媒體,政治言論審查仍然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韓寒作為一個冒起迅速的文壇新秀及賽車手,既象徵時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徵着青年反叛,以及披帶了某種異見思想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同時結合了消費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網絡空間文化的中國特有現象。直至後來內地及國際媒體進一步提升、「炒作」,韓寒遂變成一種既能賺錢,又能幫助國人抒發政治鬱悶的「文化明星」。

可是, 「文化明星」歸根究柢都是「明星」,這和知識分子有根本的差異,也和異見分子並非同一類人。雖然過去十年間,過去曾佔思想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內地卻將「知識地位」附帶的「文化資本」納入一套消費體系當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識分子」,也讓這些「文化明星」承載「知識分子」過去負擔的批判功能。

過去,知識分子負起批判責任,除了自家著書立說,也會開立門派,延衍學術。可是,文化明星最關心的,卻非開拓學術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尋自身的市場定位。學術競爭在乎思想創新,但文化明星卻不嫌大量借取、複製、循環再造學術資源,關鍵在於行銷及包裝,宣傳與形象。

西方消費社會興起的歷史表明,文化消費市場既有濫造「大眾文化」平庸淺薄,窒礙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廣文化,讓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專權的文化建制壟斷的一面。60 年代西方青年運動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運動高潮期間借力於文化商品化。運動趨向低潮後,文化工業亦大量吸納「反文化」的餘絮。搖滾樂、牛仔褲等帶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勝數。中國韓寒現象的「進步」,亦正在於文化工業捕捉了某種「青年反叛」的需求,韓寒則充當一種保證銷售額的消費品牌:偏鋒、搗蛋而又確保安全。韓寒品牌提供的滿足,既屬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過、活過,今天卻又與體制無奈合謀,位居中產的中年受眾。

在一個除了消費之外,一切都無從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國度,明星制度產製下的受控反叛,被誤認為一種替代的「異見」。可是,真正未經改裝整理的「異見」,從來都不是文化工業的那杯茶。所謂「擦邊球」的寫作,本來是指新聞工作者突破審查禁忌的方法,但後來也慢慢變成一種偏鋒型文化商品的包裝方法。

韓寒在3 篇文章引起爭議之後,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這幾年寫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歷程。起初他批評政府,歸咎制度,都是發自內心。後來這些文章獲得讚譽,於是他主動迎合,慢慢使自己納入一種「有罪推定」和「變種八股」的公式: 「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他今天說,這些批評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民眾歡迎,但後果是支持者兩極化,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餘地。於是,他開始覺得需要改變。

這段屬於自白類型的文字,當然可以閱作一種「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視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會看出,這種帶有「深度」的文字,其實也是構作「明星」之為「明星」的表演的一個部分。韓寒滿有距離回顧他過去的寫作,既指出一種文化工業下「八股式」寫作的異化性質,也批評了讀者那種「民粹式」閱讀。過去曾經熱捧韓寒的部分非常認真的讀者,也許覺得不快,原來韓寒過去只是應酬他們。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實不是「讀者」而是「粉絲」。那一篇深情獨白雖然好像否定過去,但那並不會證明韓寒的虛偽,或「文化明星」寫作的做作與不可信,反而是韓寒更「型」更「酷」的表現,那就好像影視明星不時都會說要改變形象,作更新嘗試。粉絲不會因此介意他否定過去,因為他們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讀者,更會對穿上新裝的韓寒充滿好奇與期待。

韓寒接着又在上文說: 「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殺戮群眾。」再而,韓寒又解說他從原來的一個「堅決革命者」,到醒覺今是而昨非:原來革命是有代價的。「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原來在品質上未必相反,他們只是各自高舉着不同的旗子罷了。」

如果我是韓寒過分認真的讀者,會為這兩段說話而氣死,更可能會起而提筆批判。然而,正因為這些非韓粉的批判,韓粉會更喜歡韓寒。不但因為他用辭「酷斃」(什麼時候韓寒主張過「堅決革命」?)更因為他「誠意地」分享了一份「認真你就輸」的犬儒主義。過去(所謂激進期)的韓寒,事實上也潛存着這種犬儒主義。(沒有這種隱而不露的犬儒主義,反諷式的激進,又豈能令讀韓寒既安全又過癮?)今日坦白承認這種犬儒主義,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組織的犬儒主義國度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韓寒,的確比從前世故多了。但在一個既只能「擦邊球」才能說真話的國度, 「世故」是體制訓練出來的。可是,韓寒(及他的文化工業)卻有這個條件,將「世故」變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為突出、激進、以及「酷」形象的本錢。這點,他是從魯迅學來的。

早幾年,原屬港產的中國「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薦韓寒,說過韓寒這樣寫下去,就會變成當代的魯迅。這句話,文道可能說早了,也說漏了,因為那將會是一個被人罵為「世故老人」的魯迅。可是,魯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卻展露他反戈一擊的能耐。魯迅寫道: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韓寒在他的〈韓三篇〉中,也發揮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這深含反諷的「反」革命論,他也蒙受一種「深於世故」的惡謚(韓寒妥協了、韓寒是泛維穩聯盟了、黨媒《環球時報》更讚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右),可是,韓寒卻謂他之反對革命是因為不想討好向他投射激進想像的讀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還要對之反戈, 「殺戮群眾」。

一方面既向庸眾投槍,打破他們的「革命」雅興,另一方面也向黨報《環球時報》摑一巴掌: 「你們沒有資格讚我!」然後重申,我會左、中、右都不討好。所有批評、讚譽,立時成為他的註腳。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為粉絲,又怎會不愛這「世故的韓寒」?

魯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澀的;唯有韓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卻可以通過精心計算,把惡謚變成話題,把失望變成收視,把「世故」化為「玄酷」。

<明報>15.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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