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我非常敬重仰慕的中國學者,一個非常好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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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我在美国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现在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如果是左派得势,为什么对劳工这么糟糕?如果说是右派得势,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现在大批新自由主义?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西方国家的左派右派,在我们中国都不可能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老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左派或右派都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我们中国政府喜欢左派为它扩大权力,喜欢右派为它推卸责任。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得不得势,不在于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你乖不乖。你作为左派,要为它扩大权力,但是不要追问它的责任;你作为右派,要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当然啦,最好、最乖的立场,就是既反新自由主义,又反福利国家。你反新自由主义,那我可以把自由弄得小小的;你反福利国家,那我可以把福利也弄得小小的。如此一来,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政府却可以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这是它最喜欢的。
所以我最近有篇文章,标题就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既主张福利国家,向国家问责;又要主张自由主义,也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其实我觉得,宪政民主就是在“限权”和“问责”这两个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你不断地强调为自由而限权,去限制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你不断地强调为福利而问责,你不断地要求它、强迫它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它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的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到最后,当它的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我们离宪政就很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