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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唔好徙?關於佔屋運動的歷史與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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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於《信報》)

想寫佔屋,卻會有這麼一個畫面於腦海閃過:兒時看過電視台舉辦遊戲節目的終極大獎,竟然是堂堂洋樓一層。參賽者輪流取匙開門,而對的匙只有一條,只要門一開,樓就是你的了。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在80年代是個電視迷,那麼一定對(不)幸運兒面容扭曲、或狂喜或沮喪的反應記憶猶新。在寫佔屋的時候想起該電視節目又有甚麼意義呢?首先,現在電視台已經不可能再這樣豪爽,在現時樓價暴漲的時期送樓簡直就是送命;第二,就是原來贈送這麼一個生存的必需品,竟然能如此挑動神經;還有遊戲節目裡面企圖開門的緊張過程,與實際參與佔屋運動的經驗頗為類同。

大約一年前,於報刊訪問裡談到活化工廈對文化界別帶來的影響,被問到如果租金不斷上升、工廈越來越少,你們會有甚麼行動。我說我們會考慮佔屋。報導刊出後多個傳媒朋友好像都雀躍不已,頻頻問我何時會有行動,會怎樣去佔。你就會發現,佔屋運動於一般香港人眼中,好像很激進,很瘋狂。事實上不同國家,已發展與發展中也好,每天都有同類型的運動發生,有時候佔屋可以於短時間內解決城市的住屋問題,甚至乎把舊區活化成旅遊熱點,最終得到政府的支持。倒要感到意外的是,香港面對房屋緊縮,樓價登上全球之冠,地產商比政府更有權力,公屋不足的惡劣情況下,為何仍會視佔屋運動為激進,並感到如此陌生。

佔屋(或霸屋)運動(Squatting),於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風行,早期多與整個嬉皮反建制文化相提並論,但佔屋往往能直接帶出空間的權力想像與及實際上解決基本的住屋需要,故此多被政府所容忍,基本上就是你有你的霸權,我有我的霸屋。世界各地出現不同關於佔屋運動的非政府組織,其中以英國的佔屋者顧問服務中心(Advisory Service for Squatters,簡稱ASS)較為外界熟悉。好一個ASS!除了為露宿者與其他有意佔屋人士免費提供法律意見外,並於1976出版了佔屋手冊(The Squatter’s Handbook),有詳盡介紹與實用資料,例如於英國佔屋的合法性:如選擇至少空置一年的單位;佔屋後不破壞屋內物品,政府便只能從民事訴訟處理佔屋者(香港亦有相同法例保障佔屋人士)。為了緊貼現行法例,到目前佔屋手冊已更新到第十三版了。ASS最初的成員大都來自聖阿尼斯廣場(St. Agnes Place),這個位於倫敦南部的街道已經「被佔」了超過三十年。雷鬼巨星Bob Marley於70年代也是聖阿尼斯廣場的常客。

荷蘭比起英國有著更多的佔屋痕跡。1978年間,阿姆斯特丹住屋問題變得難以梳理,佔領遊客區的Groote Keyser大宅可以算是整個運動的開始。佔屋者與警察對峙達兩年之久,還搭起了地下電台。結果政府讓步,買下整棟大宅,讓佔屋者繼續使用。Groote Keyser 事件間接駒使政府制定合法佔屋的「規則」,引陳曉雷的文章《阿姆斯特丹霸屋傳奇》:「無論是政府或私人的物業,完全空置一年後,霸屋者便會破門入屋,象徵式地放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張床,然後主動通知警方。警察查明房屋的空置年期,找出業主,再交由法庭判決。若業(主)不能好好解釋為何空置物業,霸屋者又有合理需要,法規或會讓霸屋者合法居住房子一段時間,由幾個月到二十年,部份霸屋客須付租金給業主。」荷蘭社會學教授Hans Pruijt曾詳細分析過種種不同形式的佔屋運動因素,並歸納為以下五類:被剝奪基本權利(即完全無家者);追求另類住屋政策;為社區經營業務;環境保育與及政治性的佔領行動。

如果從這些意義下思考,我們居住的空間,本來就是從不同形式的佔屋佔地行動而被規劃,我們如果並非佔屋者,也必定是佔屋者的子孫。只要看看新界村屋與僭建問題,就會明白到事實上我們對佔屋運動並不陌生。香港法例列明,如佔用官地六十年,或私人屋地十二年,就會自動判定歸佔用者所擁有。我們對佔屋運動感到抗拒,也就是對商品化社會,對團積資本的手段欣然接受,甚至乎超過我們對生存的堅持。在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情況下,人民自行進駐,自行規劃,是抵抗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直接介入方式。直至其他強勢力量介入而作出談判,當中對社會建設的思考,對地產主導的本地政策的反思,比起堵塞馬路,實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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