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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慶基: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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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慶基: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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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明報》2010年10月16日

中大擺放民主女神一事,又再引起討論。沒錯,民主女神要擺,但不是這個。因為這民主女神像,是件拙劣雕塑,無論從藝術或政治藝術角度來看,均屬低水平之作,不應作為悼念民運的持久標記。

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怒火遮蓋了觀察,沒有人從雕塑的製作造型能否表達民運精神的角度,來評核雕塑人陳維明這作品。本文比較八九民運時的原有民主女神像和中大的新民主女神像,以顯示這新雕像不合格的原因。這裏得強調,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上升的標記

政治藝術的基本功能,是激動情感和提升士氣,進而引發行動。原女神像於五月三十日豎立於天安門廣場,正值兵臨城下、人心彌散,民運進入低潮之際。學生製作巨型雕塑,希望透過建立符號標記,表達理想和期盼,振奮士氣。

原女神像高十米,以石膏為主要材料。四天內製作如斯巨大雕塑十分艱難,製作方法簡約,除頭手等主要部分製作較精緻外,身體衣服均有大刀速削的簡約效果,刪去細節卻不粗疏,反而帶出迫切和豪邁的感覺。女神像身軀不成比例的拉長,牽動向上提升的動感,引伸出政治作品所需的積極正面感覺,像是向群眾說,無論多艱巨,仍毅然向上。

新女神像用玻璃纖維造成,表面質感較複雜和較多細節,古銅色感覺較堅密但色調也較深沉。女神身軀也略拉長,但身形較肥大而下中上圍的變化較大,減弱了提升感。原女神像的身體基本上是筆直的,沒有新女神那麼多衣服摺紋拖緩上升,最大的「阻力」來自新女神像底部的裙腳,它如膠槳倒地般無限向外緩慢擴散,裙腳延伸成為雕塑底座,出來的效果如不是下沉,至少上升力度亦大減。新女神身體其他部分,如右手衣袖像濕了水般下墮,進一步減弱那向上動感。

站立的動感

製造這如倒放花朵的「座」,有技術上的原因,為了加強底部重量,令雕塑穩定下來。惟此「腳底加闊」方法實太懶惰,因雕塑是中空的,加上玻璃纖維重量不大,只要在雕塑底部內藏較重物料,或在底部設不起眼的螺絲位以固定於雕塑座上,便毋須攤開底部。原女神像其實只是一邊身軀直向上升,底部另一邊其實也略為外延,效果卻自然而富動感,因為她不像新女神像般呆悶地各邊等量外延,不平衡的外延反而加強動感。不平衡效果是由原女神像的站立方式造成,她站立時身體重量集中在右腳上,左膝微向前伸,身體略呈S形,這是較接近一般人自然站立的方法,藝術史上當古希臘雕塑出現這名為contrapposto的站立法時,被視為留意到人類自然站立方法的一大進步。反觀新女神像雙腳重量均等的直立,這生硬的站立,通常只有在緊張狀態或排隊操練時才出現。

新女神像臀部後伸,胸口前挺,只有前凸後凸的橫向效果感覺,作者對女神的胸和臀的重視,實令人不明所以。原女神像雖為「女神」,實頗中性,有民主無性別分野之感。新女神像身材較凹凸分明,當然女性身軀可以是重要符號,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名作《自由領導人民》,作為民主自由開導先鋒的是女性,畫中女主角露出乳房作為孕育的象徵。新女神像亦重視胸口,卻無此效果,因為製作實太馬虎,猶如兩個椰殼倒模擠上胸前。當右手高舉火把時,因拉力關係右邊的乳房應略向上提而且較扁平,現在這兩椰殼乳房均衡平擺,只顯得作者對身體結構欠認知、或製作時有點粗疏。

失敗的製作

原女神像昂然站立,雙手緊握火把前望。雕塑沒展示敵人,卻以大風作比擬。挺立巨風前昂然無懼,抖擻直立卻仍保留contrapposto站立的自若。雕塑不能鑿出風來,只靠頭髮橫飛以暗示,以襯托風吹雨打不畏懼的堅毅。反而新女神像的頭髮卻奇怪地向上勾,像是風吹從下而上,但卻又與火把上火光所展示的風勢路向迥異,側面看更見女神頭髮向前回飄,像是有風從後邊來。錯亂風勢,令雕塑失卻那對衝的寓意。新女神像裏,雜亂多向的風只是用來製造眼前美感效果的工具,層次顯然不同。筆者不否定形式運用的重要性,但作為主要是表達對歷史、政治反思的作品,應知道什麼是表達的重點。

火把是女神像另一重要符號,標誌熱誠和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女神像的火其實相當細弱,未能帶出熊熊烈火的氣勢,這可能和技術局限有關,因為火把熊熊放大隨風伸延,以石膏製作有容易碎爛的危險,令這核心符號中途遇上破損。但以玻璃纖維製作新女神像,應沒這技術問題,但其火把像是大堆錯亂糾纏的肥手指,完全展現不了火把的意義,而拿在右手上的火把竟然向後傾斜,連這重要的不能筆直地舉起來!

新女神像和原女神最大不同之處,是她如美國自由神像般手持類似憲章的東西,上面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等核心價值。最令人反感的是,那是用英文寫成,作者的解釋謂這代表普世價值。但英文就是代表「普世」嗎?即使在西方,也會選用較遠古的拉丁文,如是追溯民主女神/自由女神的傳統,也可用法文,因為自由女神形象源自法國大革命。問題是,這是件帶來香港、主要給中國人看,述說一段中國人的歷史和傷痛經驗,以振奮人心帶出希望的雕塑,何解要英文?不過最近再觀看作品,不知何故那堆英文字已不復見。但女神手拿空白書本,仍有點荒謬。

重塑女神像

身體有肉無骨、比例錯亂、頸部上粗下幼地與身體不銜接、女神手指腫脹,明顯是對人體肌骨結構欠認知,還有衣服未能展現內裏的身軀等等多籮籮的形式技巧問題尚且不談,單從表達政治信息上新雕像已相當不濟。陳維明為六四造像的心意和努力值得尊重,維護表達自由的權力我們亦應堅持,但永久裝置一件水平不足的民運標誌便得認真再三考慮。

八九民運、民主女神是莊嚴肅穆的題目,女神像包含無盡血與淚、理想和期盼,絕對不許兒戲!和港大的國殤之柱一樣,新民主女神像不是卓越的藝術品或政治藝術品,它的意義只是因為曾經被人家禁制展出,作為短暫的抗爭符號尚可接納,但裝置為持久紀念民運精神的符號則極不妥當。

中大應擺放民主女神像,但不是這個。為何要覓不合格的新猷而棄原作?乾脆把原有的民主女神像複製,安置在中大校園,帶回那段歷史、延伸那股理想和熱情,也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深且痛的哀傷。

何慶基:資深策展人及藝評人,現任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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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另附何氏舊文《符號戰爭:民運的三件藝術品》,發表於2009年6月3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由北京八所藝術學院二十多名學生共同創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豎立,遙對毛澤東像,為正值民運開始有點散漫和不知所措的一刻帶來新的興奮,也惹來了《人民日報》的強烈反應。六月三日軍隊進入廣場,在國際傳媒前垮倒民主女神,是對學生以至全球支援民運者宣示權力的鮮明舉措,就如摩西從西乃山下來,怒碎以色列人自行製作的金牛偶像一樣。因為真神只有一個,就是畫像高掛在天安門廣場大樓上的毛澤東,任何其他偶像必須徹底破毀,所有異教者都應受嚴峻懲處。

在政治角力的過程中,符號是重要鬥爭工具。視覺符號可以比文字更直接和鮮明。深明權力鬥爭者當然明白符號的意義,所以要高調且鮮明地毀掉民主女神,這種可遠溯自原始社會的符號戰爭,誰決定什麼是崇拜對象,誰就有管治的權力。

民主女神

純從形式而言,民主女神並不突出,明顯地是借用美國自由神像的造型,而這造型又來自可遠溯至羅馬時代的西方傳統,因為有太濃厚抄襲西方的影子,欠自己民族個性,成為批評者詬病的地方。但細看之下,不難發現與自由神像相比,民主女神自有其特色。首先神像製作較粗糙,這不單與製作時間較短促和材料局限有關,更與蘇聯大型革命雕塑追求粗豪雄邁的英雄感有血緣關係。那風吹頭髮向側移動,嘴巴緊合的堅挺,不畏風雨的屹立,典型地來自共產主義藝術傳統,與自由神像那古典主義的優雅截然不同。她的頭頂也沒有源泉希臘神話太陽神阿波羅的光環帽,人的感覺較強烈。自由神像左手擁書,書上寫上美國獨立的日子,右手畢直上伸舉火炬,是個勝利宣言。反而民主女神雙手微彎緊握火炬,不是勝利的手勢,而是仍處於風雨飄搖戰鬥狀態內的一種堅持。

儘管造型上與自由神像有雷同,民生女神那簡單、直接、雪白的身軀,在當時錯亂環境中更見鮮明。作為凝聚人心的符號,她是成功的創作,因而能在短短幾天內成為民運的符號。正因為是個符號,她不能倒下來,在北京倒下,在香港也要重新豎立,以至在海外如加拿大再次站起來,正是要透過符號證明民運精神的生生不息。

國殤之柱

另一件在香港與民運緊密相連的雕塑,是丹麥雕塑者高志活(SJens Galschiøt)於一九九七年製作的《國殤之柱》。作為藝術創作及政治作品,《國殤之柱》最好的只能稱為平庸之作。作品以慘痛受害者糾纏組合而成,強調纏繞不息的痛苦,卻又用男性英雄主義色彩濃烈的陽具般直豎形式,作品要求觀眾舉頭仰望而不是親近感受那苦痛,直豎形態更像會展中心那雄赳赳的回歸紀念柱。高志活似乎在呼應羅丹名作《地獄門》中人群痛苦掙扎的景象,卻又沒羅丹的技術也未能製造類似的澎湃張力。塗上了橙紅色後的《國殤之柱》,色彩未能對本地人產生符號上的共鳴,卻失去那沉重鬱實的效果,鮮艷得有點兒塑膠味道,作品更形淺薄。

更重要的是,政治作品不是供美學欣賞,它背後有一定的功能。共產黨深明政治藝術的功能,不會讓作品停留在消極的痛苦層,最終是要激勵理想和行動以期盼的目標。當然痛楚是可以引發行動,但成功的政治藝術品往往暗示希望和可能性,而由痛苦組成的朝天大柱,像是只暗示着痛苦持續上升的悲情,或是個紀念痛楚的標記。

不過,外在環境會為政治作品不停改變、添增意義,因為當年當權者的連串愚蠢決定,例如市政局禁止它在維園展出、移入港大又遇阻礙,後來禁止高志活來港等,令《國殤之柱》搖身一變成為抗爭符號。拜這些神經過敏的錯誤反應,一件平庸的藝術作品遂變成神話式的六四標記。

自由戰士

每年六四,部分文化界朋友都會到文化中心的《飛翔法國人》像前獻花,在他/她們心目中,那雕塑的原有名稱叫《自由戰士》。如果《國殤之柱》是因為當權者的行動得以加添意義,那麼《飛翔法國人》被轉變為《自由戰士》,是反方向地由民間起動為官方雕塑加添意義。嚴格來說,這說法也不正確,其實民間只是把它的原有意義還原而已。

坊間早有傳聞,由市政局在一九九八年委託法國雕塑者凱撒(César Baldaccini)製作的《飛翔法國人》,其實是用來紀念六四死難者的雕塑,其原名為《自由戰士》,後因市政局強烈反應,作品被迫改名為《飛翔法國人》,而凱撒亦因此拒絕出席雕塑揭幕儀式。可能是高度機密,有關傳聞至今仍未獲確認。筆者多年前曾在《信報》為文,從凱撒的創作歷史以至雕像造型,引證此雕塑為《自由戰士》的可能性頗高,這裏不再詳述,只從造型點出端倪。

《飛翔法國人》的主題是個折翼天使,一位受挫的理想主義者,這折翼或有翼卻不能飛的天使,在西方藝術中並不鮮見(例如在十六世紀著名德國畫者Albrecht Durer的著名版畫Melencolia中,被困天使是智慧追尋者,困身於短暫挫折中)。《飛翔法國人》身軀仍雄渾堅實,雖然一翼折斷,另一翼仍向天空伸展,眼睛遠望高空。翼雖折,力猶在,理想仍存,那只不過是短暫的挫敗。與《國殤之柱》相比,《自由戰士》(或曰《飛翔法國人》)眼光更遠,更能展現那追求理想的力量。

我們深信

每年六四,維園有民主女神像,港大有《國殤之柱》,也有零星的文化界人士往《自由戰士》獻花。致敬的雕像不同,創傷、期盼都是一樣。二十年了,我們一般香港人深信,總會有一天,這些雕塑不再是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那曾經苦忍的痛楚,或是那曾經對中國熱熾的盼望。我們深信,這些雕塑會被官方確認,它們代表着為中國爭取民主進步的路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悲壯時刻。

(全文完)

(按:作者來郵,着編者貼出他的回應。)

其實我的文章已解答了所有問題,只是沒有看清楚:

分析不是根據好與醜,而是它能否發揮其作為政治藝術的功能,文章說:

「民主女神是政治作品,有別於一般追求美感、個人抒情或表達獨特創意的藝術。雖然也須從造型、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但最終的量尺,是看作品能否有效地表達民運的神髓和獲取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問題很簡單,不要當新民女是藝術(人們一聽到「藝術」二字腦袋便會混亂),只問 「這東西能否作為一個持久地代表八九民運歷史、理想和感受的標誌?」

當然,新民女代表著反禁制的行動,文章說「政府沒收雕塑,加上中大校方拒絕擺放,惹來強烈反響,令這女神像突然變身成反禁制的符號」,我承認那短暫時刻它有其特殊意義,事實上,就算它只是一塊石頭,當時也會是有其特別意義,文章說:「它的意義只是因為曾經被人家禁制展出,作為短暫的抗爭符號尚可接納,但裝置為持久紀念民運精神的符號則極不妥當」。 但這個短暫的意義,很快便會被時間洗去。在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中,新民女只是2010年紀念活動中的一段插曲,是否應把這插曲變成持久主題?是否因為人家禁止我,我便一定要對著幹不管作品如何不濟定必要把它持久擺放。我花了很多篇幅去分析其製作上的缺失,寬宏點說是技巧不濟,嚴厲點說是馬虎輕率,這態度你們可以接受嗎?我不可以。

至於形式分析,文章強調不是追求美感或獨特創意,但任何有造型的東西都涉及形式的製作,政治「藝術」品同樣講求造型,但只視它為達至目的的工具,不會接受形式主義,所以無論新舊民女,有沒有原創性根本無意義,政治藝術不是搞創新。

至於為何不早點為文分析,其實之前我曾為文分析原民女。另外,在爭取展出新民女那一刻,即使是一塊石頭,也可以有其反禁制的意義。正如小西說,現在這刻有此必要,因為不濟的插曲會變成持久標誌。如果每年都有藝術家送來不濟的作品,而我們的當權者又繼續愚蠢地禁制它展出,於是我們每年都加裝一、兩件持久安裝的紀念雕塑。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用點眼睛觀看腦袋分析,問一問「為何要覓不合格的新猶而棄原作?」

有關爭議原文早已解答,太忙了,不會再作解答。如果當時曾竭力保衛新民女的朋友覺得被冒犯,就此道歉。

何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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