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蘇力(北大法律系院長)
出現是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出現就是這些力量的爆發，從幕後躍到台前，每種力量都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福柯
在一篇關於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的書評中，我這樣談及了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問題：
“這裏不僅有民眾對名人的更強好奇心，各級政府的某些"重視人才”的政策導向和措施(往往是讓他們擔任行政或社會職務),而且有社會專業化不夠本身對專業知識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會名聲（文化資本）對於獲得研究經費（經濟資本）和社會支援（社會資本）的重要。此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界缺乏測度的硬指標，或有些專業本來就沒有多少學術的傳統、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問題的專業化研究與非專業化評論之間的邊界比較模糊、討論社會問題容易產生轟動效應、許多中壯年知識份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學經歷並興趣廣泛、許多學者人過中年後專業競爭能力已明顯下降、近年來對跨學科研究或交叉學科的強調以及急劇膨脹的媒體與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謀關係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當代中國造就一批公共知識份子。對專業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識份子，這裏確實有很大的誘惑。” [1]
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但這樣的討論實在是太粗略了，儘管是由於主題和篇幅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此專門討論一下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問題。本文將借助福柯的思路，將“出現”視為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同時基本延續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納提供的分析美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制度框架。[2]
延續就不是重複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將集中討論一個可能更具中國的問題：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國特定的社會因素影響了當代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發生和發展。但是說社會因素其實並不能準確表達我想說的。因為社會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識份子的發生。其中有些當然是社會因素，但是這些社會因素可能相對容易改變，只要一兩個激勵因素變了，就可能在數年內發生變化。而我在本文討論的社會因素是相對長期的，只要這個社會處在這一發展時期就很難改變有些甚至是無法改變的。例如，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這些社會因素都滲透在這些知識份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識份子願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識到了也很難改變的。例如，這一代公共知識份子的學術經歷和他們心目中的知識份子形象等等。我很難把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會因素區分開來。也許可以稱那些因素為政策性激勵因素，因此將之同這裏的社會因素分開？但詞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這個詞時說的是什麼。最後，我這裏辨析的社會性因素也並不全面，因為我沒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對這一可能的研究領域的進入。
要分析公共知識份子，特別是當代的活著的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這個環境中，其實很難。最主要的制約，在我看來，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會的。討論公共知識份子不可能不涉及個人，而在中國任何涉及個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視為某種人身讚美或攻擊，而且人總是願意聽讚美的話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來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會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對其持不同態度的讀者的誤解，惹出被評者的不快，以及許多其他人的不快，並進而惹出很多麻煩。針對這種可能，我在此聲明，我儘管可能借助於分析個別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公共知識份子這個群體,強調的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一般特點,而不是他們個人的特點和稟賦。分析難免有些不當之處，都是一孔之見，涉及到對一些具體學者的分析，我希望盡力避免貶褒，而且不考察動機,僅考察經驗上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這並不是說,為了避免麻煩，就不作評價，我只是希望用一種相對客觀的語言表達我的看法。我希望學者們能夠冷靜地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待這篇文章,避免鬧意氣,自尋煩惱。而且我必須說,隨著時代變遷,這種研究將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出現，難聽的話可能是難免的；也許我們知識份子過於敏感的神經必須變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說，誰讓我們的職業使得我們成了公共知識份子呢？
一．界定與特點
這一節將主要界定公共知識份子以及中國當代公共知識份子的一些主要特點。
首先，什麼是公共知識份子，依據波斯納的分析並加以限定，我將之界定為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份子，或是由於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業的知識予以大眾化的並且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的知識份子。鑒於這是一個價值中性的經驗的界定，因此，與國內目前流行的具有褒義的用法不同，我說的公共知識份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說一個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識份子,並不一定意味著這個人高尚或渺小，並不隱含對其人格乃至學術成就的評價，儘管我會指出能夠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一般都相對說來有一定的成就。所謂經驗的，我是指，我不考慮其行為的動機。因為我們實際上無法考察一個知識份子這樣行為時的動機，而僅僅考慮行為者是否經常發表評論和分析，其所討論的問題是否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是否超出了其專業領域，是否在將專業知識大眾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體（主要是公共媒體，也包括一些“白領”讀物或非嚴格專業學術性的雜誌）上討論。因此，儘管有些學者希望成為公共知識份子——希望並且確實就廣泛的社會問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識份子。同樣的道理，相反，有些學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但如果由於他的專業或非專業的活動引發了社會對他的足夠關注，那麼根據我的這個定義，就是公共知識份子。
然而具體操作化卻是個問題。我選擇了一個比較個人化的做法。我根據自己的閱讀和網上流覽的印象，專斷的作出了一些選擇。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網站是否設置有他或她的個人網頁;二是過去20年裏是否經常在《讀書》、《東方》、《天涯》、《南方週末》等報紙雜誌經常發表學術隨筆或就社會熱點問題發表短文；三他或她的文章引發的社會的“學術”關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說來社會是否認同他或她是學者。當然，這並不是嚴格的標準，我並沒有進行細緻的統計，學術關注程度也是很難測度,並且我們在後面將看到,是否學者也往往是很難說的。儘管如此,由於本文關心的並不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確定義和測度，而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建構，因此這一缺陷可以暫時保留，只要我選擇的分析物件大致可以被認同為使公共知識份子，那麼我就可以開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儘管這樣的分析也許會錯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問題。但是本文其實並不試圖成為一個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開拓這個領域，初步提出一些問題，因此，這樣的做法也許可以原諒。
如果這個辯解基本可以成立，那麼，我們可以大致說，目前中國社會的一些比較活躍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學者，大多都可以說是公共知識份子。例如經濟學界的厲以甯、吳敬璉、張曙光、茅于軾、汪丁丁、張維迎、樊綱、梁小民、盛洪、張宇燕等都比較明顯是,林毅夫、周其仁、溫鐵軍等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會學界例如鄭也夫、李強、王銘銘、李銀河、黃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學界中，在過去的大約五年裏比較突出的公共知識份子可能是賀衛方，處於兩可之間的則有梁治平、馮象、季衛東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學界，在不同時期比較典型的公共知識份子有汪暉、秦暉、徐友漁、雷頤、甘陽、許紀霖、葛劍雄、朱學勤、張汝倫、錢理群、王焱、王曉明、韓少功等，此前還有一度很出名的劉曉波，比較兩可的有劉小楓、陳嘉映、何懷宏、周國平、陳來、陳平原等。此外，一度還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學領域的公共知識份子比較少，在我感覺中，大約只有劉軍寧可以算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