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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計分制下的 「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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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計分制下的 「拼搏精神」?

本來,年輕組群申請公屋的數字大幅上升(報章指部分人擁有大專學歷),輪候冊隊伍愈來愈長的此一現象,該是個不錯的啟示。至少,它可以觸動社會神經,讓治理者懂得修改舊政。可惜,好些媒體急急將之標籤為「八十後不求上進」,「不努力置業」,跟基層爭房屋資源云云。彷彿,那些人即使通過了入息及資產審查、正在輪候冊上等待的「八十後」,也沒有一個是身屬基層般。

問題是,這個名為「配額及計分制」(下稱「計分制」)、已實施了五年的公屋申請制度,本身就充滿爭議。此政策針對「單身」及「非長者」族,邏輯是「愈年輕的單身人士愈低分」,而「一般市民」所享有的「平均三年輪候時間」的公家承諾,則不適用於「計分制」出台之後的「單身非長者」。

五年前,「配額及計分制」尚未敲定,筆者跟一班青年友人,就到過房委會「露宿示威」,扮無殼青年,象徵無家可歸。當時「地產霸權」一詞尚未流行。回想起來,當時鼓吹計分制的旗手正是地產代理業龍頭施永青先生,他同時身兼房委會委員公職,而施君的主要論據是「容許單身青年申請的公屋政策,叫人慣於低收入,從而失去『拼搏精神』」。那時候,民間反對聲音都聚焦在新安排的形形色色的「歧視」,此舉對年輕人、單身族和基層的排拒。有趣是,大家都不太留神,施先生既「地產」又「房屋政策」的矛盾及位置重疊。今天赫然發現,原來在2005年,地產霸權穩如泰山:地產界即使擔任公職,也可以如斯「中立」且「透明」。真是今夕何夕!讓我先簡述「計分制」由始至今的基本問題。

計分制的混亂與歧視

只要你稍為了解「計分制」的政策abc,便知道所謂「搶資源」,其實是種「渲染」。當下的情况只是愈來愈多人在「長期輪候」(直至8 月底,18 至29歲的累積個案為2.39 萬宗)。事實上,「配額及計分制」已為「配額」封頂,設定的比率為公屋輪候冊上編配單位總數的8%,且以2,000 單位為一年上限。更重要是,上述18 至29 歲的族群,是現制度下「單身非長者類」(18 至59 歲)中分數最低者。因此,他們恐怕須等到天荒地老才能圓夢。

換句話,現階段是好多人「搶住」排隊尾,而非「霸」了公屋。但魔鬼正隱伏在此一數字遊戲中,過程滿佈歧視性印迹。

1年齡歧視

首先,此制度純粹以「年齡」為關卡,毫無相關性的將人分門別類,不管年輕人是否低學歷或來自基層,總之年紀愈小,分數愈低。遺憾是本地的年齡歧視立法尚在研究階段中。

2含混的「非長者類」

其次,所謂「非長者類」含混不清,因它不僅針對「青年」,而是一網打盡18 至59 歲的年齡組群。現制度下,18 歲得0 分,每1 歲加3 分,20 的則有6分,但詭異之處恰恰在於其古怪的邏輯,隨便舉例:35 歲比起33 歲更容易申請,33 又較31 歲取更高分,餘此類推。最後可以發現,受歧視的「非長者」,其實包括大量成年人。

3排拒「單身族」

最後是歧視「單身族」。在人們愈趨個體化、離婚率上升和傾向遲婚的大勢之下,「單身」是需要平等看待的一項家居生活安排。而以我城的《性別歧視條例》來看,不公對待單身男女,是婚姻狀况歧視的一種。更何况,「單身」的理由許許多多,在個人生活風格以外,也可能緣於缺乏資源而找不到伴侶,或根本是被排除在現行婚姻制度之外的「同性戀者」等等。凡此,需要的就不僅是尊重,而是支援。

缺乏公共防衛的房奴

如果收入微薄的年輕夾心中產也如焚般憂心,《施政報告》中的「置安心」計劃難以遏止狂飈樓價,不足以協助他們擺脫「房奴」宿命,安居無從,那末,那些月入七、八千(公屋申請入息上限為7,440 元)的草根青年,更不知怎樣自處了。

在市場狂瀾下,中下層市民若缺乏足夠的公共防衛,便恍如小白兔居於恐龍處處的地產叢林,生命回歸原始。在此,「房奴」的形象昭然若揭:為了貼近不可企及的房價,打工仔們得把人生的青春、盛年都跟貨幣追逐,跟一份或多份工作扭成一團,然後將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以交租或供樓。換個禪味一點的說法,人愈是以九牛二虎般力量靠雙手抓緊樓房,其實他就愈被抓着,因兩手已無從把握其他珍寶。最終,城市人失去了「自由」,而這根本是整個城市的縮影。

因此,除了復建居屋之外,政府應廢除公屋「計分制」,並提高「公屋申請入息審查」的上限。一言蔽之,增建公屋,向市民提供「可負擔的居所」,從而歸還「自由」,尤其對我們一代而言。

新一代另類拼搏精神

「計分制」其實是多此一舉的,因為:任何人,只要通過了審查,就應該可以入住公屋。但五年前,施先生及其房委會的一眾同志,以害怕新一代失去「拼搏精神」為名,誕下「計分制」此一倒退的怪胎。這真是可圈可點。我想,在繼續昨天的反「歧視」,我們更要砸碎「地產霸權」,因後者使人無從拼搏與解放。

我認識的許多人,都不在傳統的意義底下「拼搏」了:與其賣身予大財團或地產商,他們更願意為城市空間、歷史記憶、文學藝術、身份認同、鄉郊村落、自然環境和社會運動等領域「拼搏」。過去,它們都因「供養」地產而犧牲,因局限於某一發展觀而遭系統性地忽略,我城也因而富裕得十分貧乏。

如今,地產霸權已不再是理所當然了,重溫那一「拼搏精神」,聽起來像是「為樓死為樓亡」式的詛咒。我得反問:誰不是在為「安居」拼搏、為「樂業」勞碌?只是我們對於如何「安居」、怎樣「樂業」,所想出來的答案,都是徹底不同罷了。

此文刊於明報世紀版20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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