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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六千港元如何撕裂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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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派錢六千元,掀起香港一陣仇視新移民的惡浪,把香港社會撕裂。

一項表面看起來至少有所謂”抒緩民困”作用的措施,竟然得出比財困還要負面的影響,很多人大惑不解。但其實,這場使很多人對香港社會危機如夢初醒的震動,比起攔路示威,更能顯示香港所接近的”臨界點”狀態。不過,它的徴兆,其實早已寫在牆上。

2008 年環球大股災,財困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但你環顧全世界,能數得出有多少個成熟的經濟體系,會採取打開庫房向國民派錢的方法來抒解人民經濟困境?再往上追溯歷史和翻查教科書,又有哪一個當代工業社會的經濟學家,哪一本社會福利專業的學術著作,提出過人人平均派錢作為福利改革的手段?

顯然,平均向國民派錢的政策,既無學理根據,也缺乏往蹟經驗,是典型的愚民反智瞎指揮的結果。與其說它是一種福利改革的措施,倒不如說是一種為了掩飾官僚不學無術,缺乏承擔,迴避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社會結構性矛盾,以飲鸩止渴的方式耍弄的低級民粹主義技倆。

在香港人極目所望,亦只有澳門這幾年才有派錢這種做法,香港人亦曾經隔岸訕笑,作為彼岸官僚體系無能低效的象徴。只是想不到,當日曾經尚且維護著港人自尊自信的界線,這麼就輕輕地被打破。

香港的沉淪,真的可說低處未算低。

平均派錢為甚麼不是良方,反是毒葯,是因為這種措施只問資格,不問需要。富者六千、貧者六千------它所涉及的資源錯置和浪擲是其一大弊端。六千元解決不了中產面對的問題,六千元卻又足以引起低下階層之間的相互嫉妒。不過,最壞的還在於,這種”一刀切”的利益再分配,偏離了一個自由主義社會底下,社會收入再分配應是根據一些可以供反思和理性辯論的公義原則。

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新移民在香港有沒有資格去享有六千元。

反對新移民享有六千元政府派錢的理據,在於他們未對香港社會有貢献。可是,如果一個社會有良好的公義教育,就會明白每人有各自的條件和際遇,各各不同的實際需要。社會應合理地為公民們解決他們的關鍵需要,這些可不是基於要回贈他們作過的貢献。

也就是說,一個公義社會的前提是保障每個人都按基本需要,享有某程度的基本權利,以利於他們在公平起跑線上對社會作出貢献,而不在於成員曾否或能否作出貢献。否則的話,所有天生殘障,也應被禁享有任何福利。

其實,一個新移民要融入社會,今時今日所已經享有各類權利,實際上也肯定超出了六千元。如果政府把這突然由幾百億庫存撥出的六千元,都一如既往,理性地按需要化為具體的服務或補貼,使真正需要的人受惠,公帑就會用於建設一個人人最終都受惠的公義社會。

可是,當這數額化為現金,事情就變成好像一宗全民共同參與的”分家產”案,赤裸裸地以純然隨意的標準去以爭論誰有資格,展現的不是理性、包容,而是人性底下的嫉妒和仇視。於是,所有關於”需要”的論述和公共理性都被取消,富豪家族分產的鬧劇,竟隱隱然成為公共政策爭議的參照。這樣的話,惟一可以流通的語言就是恐懼、敵視和怨恨。族群分裂的根源就在於這種社會政策公義原則和公共性的喪失。

反移民的情緒並非香港獨有,所以也不用急於指責這種現象為法西斯主義。可是,在不少西方國家,反移民情緒的確是右翼極端主義的温床。奧地利的自由黨、法國勒龐(Le Pen)父女領導的國民陣線,和澳洲一度風頭甚勁的漢森夫人(Pauline Hanson)與她領導的單一民族黨,都是新型極端右翼和排外主義的政治現象。

它們的出現,是過去三十年西方偏離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共識,自由主義亦隨之而為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取代之後的產物。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教條底下,民怨頻生,新右政客乞靈於危機管理。理應放在改革福利體系的資源,用作於根本沒有章法和原則可言的危機管理。香港今年預算案的葯石亂投,也可視為一種早有先例可援的排外政治的又一案例。

可是,香港的排外主義又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因為香港人政治及文化的內/外構成更為複雜。香港人的內/外又再分上/下。上方的”外”,指歐、美、日的西方世界,倒是心儀艷羨的對象,不在排斥之列。只有下方之”外”,意指大陸、菲律賓和印巴,才是排外情緒的憎恨對象。

早前菲律賓槍殺人質事件,悲憤的過度濫溢,已經夾雜大量排外情緒,不過,這種排外也是對香港地位衰落的悲鳴。當時這種以敵視菲傭為表徴的自卑情緒,在香港有否享有所謂 次主權的爭論中,竟以政治的方式呈現。一件對菲島無能政府的不滿事件,竟也招來香港自治是如斯被矮化的侮辱。再加上過去這幾年,香港自治空間的不斷收縮,一個兩制名存實亡,能夠真心以團結香港人為責任的政治人物幾成稀有動物。抗拒大陸的意識,也因此發酵日久。過去幾十年,香港人能夠嚴格區分大陸政權和大陸人民的能耐也日漸磨蝕。有人打出反中國化,”抵禦文化清洗”的懈人口號,是一個很自然的反彈。

所謂新移民也者,早晚都是香港人。可是,沒有這幾年官方及非官方的所謂”優質人口”論調,香港目前這種劍拔弩張的族群關係,不會獲得它在論說上的合法性,令那些使人觸目驚心的所謂”蝗蟲論”振振有辭,繪形繪聲。那些所謂”優質人口”與”非優質人口”之間”合理”分佈的謬論,如果不及時口誅筆伐,就只會不斷為香港埋下種族主義和族群衝突的毒素。而可哀的是,這些論調的鼓吹者,竟然大都是那些熱衷於所謂中港融合的利益集團。他們以為,只要高舉”融合大趨勢”、”愛國主義教育”、”文化回歸”這幾度符咒,香港人的身份矛盾就會”解決”。

可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與全球化一同出現的,正是族群衝突和種族主義的急速復興。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由財團主導的中港融合,也同時激化了惡質右傾、排外的本土主義。針對這些現象的治療良方,並不是目前那套空洞的愛國主義教育或文化回歸,因為愛國主義教育召喚人們認同的只是權勢、是死的文物、是遙遠不著邊際的古老文明,是奧運獎牌,是不著地的太空人,是虚浮的榮耀,卻不是學習對鄰舍的接納,對他者的開放,對異已的寬容,對痛苦的同情,對苦難的承擔。

愛國主義之愛反是淘空了人對社群之愛的正確基礎,因為它只教你去愛中國,卻沒有,甚至禁止你去愛中國人,把這些中國人看成鄰舍。

這種優良的情感素質,是公民成熟的標誌,是主體性的彰顯,是人的自尊自信有沒有空間去生長和發展的終極考驗。但自尊自信可以建立的前提正是,社會上還尚存羞恥之心。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卻為了六千元而弄至群眾空前撕裂,一批中國人以種族主義的讕言辱罵另一批中國人,孰令致之?造成此等嚴重失誤的當權者輕忽了事,問責無從,社會所失卻的是一種基本的廉恥。

手足相殘,同胞如同讎寇........無恥之毒,又豈只一點排外主義?

一樣是水,卻還要區分井水河水,又那會不生歧視和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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