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打開月曆，翻到八月份，百年來滿滿都是國與國之間、民與民之間的殺戮歷史：二十一年前的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最終觸發了兩次伊拉克戰爭，到近期美軍才完成撤走駐紮當地八年的軍隊；此前兩年的八月底，伊拉克和她另一個鄰國伊朗的八年戰事才剛劃上句號，非洲安哥拉也結束了十三年內戰。一九六四年八月，北部灣事件導致越戰升級；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最終導致日本投降，二次大戰結束。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各國互相為盟國派自己的子弟上前線，歐戰即將成為世界性戰爭……
如果大家有追看觀察報的話，相信會知道教友學人鍾子祺先生一直對民族和解的議題很有興趣，常來發表文章，但我們這次，趁「抖暑」之前，想再看更深一層的事，即戰爭與和平。教會在其社會訓導中多次強調，戰爭永遠不會是「解決國與國之間問題的恰當方法」。它不但使無辜者喪失生命、人們努力的成果毀於一旦，也在道德方面造成損害。（註一）
了解這一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尋求和平，特別是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可是教會也提出了正義與和平的相關性，當人得不到他作為人應得的一切、當他的尊嚴不被重視，以及當公民生活不是以大眾福祉為本時，和平便受威脅。（註二）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有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在蘇台德地區問題上採綏靖立場，偏袒納粹德國，最終不但捷克斯洛伐克保不住，希特勒的胃口也被養大了，結果讓納粹的魔爪到大半個歐洲。這裡延伸到一個重要問題：又要正義又要和平，那麼什麼時候才能動武？
面對侵略，被侵襲的國家有權利和義務進行自衛戰爭。另一方面，無論是合法自衛還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維持和平行動，即解決國家之間糾紛的合法武力，都必須遵守必要性和相稱性的傳統規限。以美伊戰爭為例，美國聲稱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而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而又缺乏清楚證據顯示襲擊迫在眉睫，便會引起嚴重的道德和司法問題」，（註三）更何況這宣稱是建基於謊言？就算是推行制裁，都不能讓平民百姓都直接懲罰。（註四）
談到聯合國，必須承認她在索馬里內戰、伊拉克戰爭、科索沃「獨立」等問題上都無法主持正義。又例如，在裁軍問題上，為什麼走出第一步是多麼困難？問題或許在於我們對於國際關係的行動主體的想像。這裡就涉及到現代國際法最基本的概念，即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自十七世紀《威西發利亞條約》以來被定義為主權國家。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專制的國家，如果要動武來調和國內的關係，是會帶來傷痛，但面對國際衝突時動用軍隊，打勝仗固然是令人亢奮，就算打敗了也會帶來悲憤（例如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就是反映法國吃了德國敗仗的悲痛情緒，成為後來復仇的藉口），客觀上是穩固了統治階級，也就向人民說明了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必要性。人們後來想到由非政府組織代勞，但人們要監督這些組織，特別是大型的非政府組織，比起由股東控制的市場經濟更為困難。而近年提倡的「國民外交」或「行動者的回歸」或許一個解決之道。從信仰的角度看，軍隊、國家、戰爭都是制度性的罪惡，但救贖卻是一種個人的行為。主耶穌救贖的是全人類，但每個人都必須以皈依配合，才能得享救恩。能否贖罪視乎我們對人的信心如何：人是否天主的肖像？
細心的讀者在這裡應該會發現我們刻意遺留了八月一日，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周年紀念。近年來，不少青少年被鼓勵去參加軍訓營，說是要磨練意志，促進國防意識等等。今年甚至有香港政黨鼓吹讓青年志願參加解放軍。從正面看，雖然港澳兩地《基本法》都規定特區防務和外交由中央負責，但港澳居民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自然也有權享受國民待遇，包括參軍。問題是，我們作決定前，有充分討論當中的正負影響的機會嗎？例如香港的梁啟智提及的，參軍背後是巨大的復員和醫療成本，而且在缺乏外交和軍事政策參與下派自己的子弟送死，將衝擊中央和特區的關係，（註五）就如美伊戰爭中的反戰母親和昔日美國反越戰的青年那樣。更重要的是，參軍並不像是軍訓營有人照顧，相反在很多地方，例如台灣、韓國和俄羅斯，都屢次出現軍人被同袍欺凌致殘致死，或者由於無處申訴（由於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原因）而自盡的悲劇。而且，就算僅僅是軍訓營，教官會教授學員諸如「軍隊中每一個成員都有道德責任抵拒無理命令」、「保護無辜者」、「遵守國際人道法」（註六）等原則嗎？從根本上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是來自中國共產黨，是為實現後者的政治目的而設立的，要生活在享有較多新聞、言論、信仰、集會等自由港澳的青年參加這樣的軍隊，中間的思想差距有多大？要如何填補呢？
（註一）梵蒂岡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文版），香港：公教真理學會，二零一一年，頁二七四－七五。
（註二）同上，頁二七二－七三。
（註三）同上，頁二七七。
（註四）同上，頁二八零。
（註五）梁啟智，《反對在港招募解放軍》，明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廿九日。
（註六）梵蒂岡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文版），香港：公教真理學會，二零一一年，頁二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