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爭取「入常」，引發的東亞三大國之間的較力，中韓的反日風潮突然高漲，為近些年之最。
相對而言，由於中國乃三國中的唯一獨裁國家，官方根本不允許自發的民間遊行，所以，國際社會更關注中國的反日風潮。然而，就整個東亞的地緣政治而言，在三國的「內憂」遠遠大於「外患」的國際局勢下，三國的外交都表現出「遠交近攻」的病態，其內部日趨畸形的民族主義相互激盪，大有惡性循環之態，表現出越強硬越正義的張狂。
而這，才是最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
中韓的反日風潮，儘管從官方到民間，兩國沒有合作反日的主觀意願，但在客觀上卻有相互激盪的效應。
一直以來，中國民間的反日運動大都要受到官方的限制和壓抑。與南韓朝野高度一致的強硬反日相比，此次反日風潮初起時，中國也是民間熱而官方冷，與南韓政要的一系列明確堅定的表態相比，中共官方的表態頗為含混。隨著民間的反日情緒高漲，民間對官方低調的不滿也水漲船高，對謹守韜光養晦的中共政權也構成壓力，官方的表態便開始日趨強硬，並開始支援網路反日和默許民間的街頭反日。
中國民間反日風潮的逐步升級，顯然也受到了南韓民間的反日行動刺激，韓國人不停息的遊行示威，自焚、斷指、絕食等激進自殘行為，通過電視畫面的傳播，為大陸民族主義者做出了示範。
在我看來，日本右翼的病態在於：在歷史問題上，對於一目瞭然的是非善惡，他們仍然要堅持對歷史的曖昧解釋，顯然是出於日本傳統的民族陰暗——缺少那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和成王敗寇價值觀的普世正義感。所以，對於日本在亞洲曾經犯下的歷史罪惡，他們可以策略性地道歉，可以用大量金錢購買受害國的沈默，卻很少會有真誠的懺悔和反省。
中韓兩國的反日風潮也都有些病態。中國的病態表現為：官方既利用又操控，民間既激憤又懦弱；南韓的病態表現為：愛國愛得混淆了起碼的是非善惡。更重要的是，激烈反日的中韓兩國都處在各自的分裂狀態中，分裂的雙方中也都有一方是崇尚暴力治國的獨裁國家，台海問題和朝核問題，無疑是最有可能引爆東亞戰爭的最危險的火藥桶。
如果三國不想辦法遏制各自的愈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任其在相互仇恨、相互刺激的歧途上狂奔，那麼東亞的和平就隨時可能面臨崩潰的危險。
一、獨裁化的民族主義中國
中國仍然是獨裁國家，多重因素的綜合發酵，不斷強化著中國民族主義。
1，在傳統的共產意識形態崩潰之後，特別是六四之後，急於尋找新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現政權，越來越依賴民族主義建立政治合法性。官方已經把「愛國主義」提升到意識形態化的「五熱愛」之首。但在黨國一體的制度下，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最終都要被歸結為政權利益或執政黨利益。所以，中共全力灌輸的愛國主義，實質上僅僅是「愛黨主義」。一旦「愛國」與「愛黨」構成衝突，官方必定為了「黨的利益」而強行壓制「愛國熱情」。在中共治下的中國，一有自發的民間群體運動，人們就能經常能聽到「愛國無罪！」這一口號。顯然，人們在走上街頭時高呼這一口號，必定有著極為明確的所指，那就是針對認為「愛國有罪」的政權。1949 年中共掌權後，這一政權在本質上敵視任何自發的民間訴求及運動，除非是由政權發動或操控的群眾運動，否則的話，官方決不允許任何的獨立民間組織和自發民間運動，對民間的愛國主義也不例外。
嚴格的講，凡是真正自發的民間運動，從來就沒有過「愛國無罪」時候；凡是可以「愛國無罪」的民間運動，又都不是真正的自發民間運動，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體運動。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間自發愛國運動，肯定都是「愛國有罪」的「動亂」或「暴亂」，比如八九運動和法輪功請願。
2，兩岸對立的難以化解，也給了中共政權以灌輸和煽動民族主義的最大藉口，面對日益強勢的「台獨」勢力，中共不思以政治改革的實績來消弭兩岸之間的制度阻隔，也不想以和平統一的誠意來打動對方，反而在經濟利誘、外交圍堵、統戰分化和武力威懾的四管齊下的同時，狡猾地把兩岸的制度對立的政治命題，偷換成統獨之爭的民族主義命題，整天以大一統的民族主義為號召，不斷加強軍力和部署導彈來威懾台灣，最近又出台了授權動武的「反分裂法」……致使兩岸關係愈發緊張，國際主流社會一片惡評。同時，在台灣問題上，由於美國的特殊角色，再加上了歷史恩怨還未化解的日本，致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走上了一條畸形的仇外之路。
過去，北京政權主要以「反台獨」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李登輝和陳水扁成為主要的攻擊目標。而在反日風潮剛剛被官方強行壓制下去後，中共又以優待台灣「藍營」來掀起愛國高潮。而實際上，官方不會告訴大陸民眾，中共出台1949年後最大的統戰秀，猝不及防地邀請台灣兩大在野黨訪問北京，主要是為了彌補「反分裂法」的負面效應，以緩解美國和歐盟的壓力，彌補「反分裂法」對台灣朝野的傷害。
3，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國力軍力的提高，曾被魯迅痛批的國民性「一闊臉就變」驟然復發且膨脹。九十年代以來，歐美的資金、企業和產品的大量湧入，使中國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僅僅指望日元貸款，國人也忘記了八十年代對日本貨（包括文化、電器、汽車等產品）的青睞；美國大片代替了當年的日本影片，南韓電視劇代替了日本電視劇，「哈韓」代替了「哈日」；賓士、寶馬、林肯、陸虎等歐美高檔車代替了日本轎車；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等歐美電器代替了日本電器。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過於依靠日本，甚至覺得即便沒有中日貿易，中國經濟也能夠保持高增長，所以，抗日風潮中的「抵制日貨」的聲浪不斷高漲。
4，由於兩極分化的日趨擴大和政治腐敗的愈演愈烈，致使社會公正日漸荒蕪，改革的效益越來越向極少數權貴集中，而絕大多數普通百姓越來越感到利益受損，跛足改革的正面效應早已開始萎縮而負面效應日漸突出，中共政權引以自傲的「經濟政績」正面臨著日益加重的危機和挑戰，即便仍然維持著經濟高增長，也無法支撐「經濟政績」合法性，民意對跛足改革的支援已經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現政權就要在如何贏得「政治政績」上大做文章，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從小康社會到和諧社會……都是現政權修補政治合法性的努力。然而，在獨裁體制及跛足改革不變的情況下，現政權想在國內創造出被民間認可的「政治政績」，只靠幾個動聽的口號和做點小修小補的制度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從江朱到胡溫，都想靠加大反腐敗力度來贏得民意的政治認同，但官場腐敗卻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間淪為「反腐秀」。
於是，從江澤民開始的中共高層，就把贏得「政治政績」的重心轉向爭取「外交政績」上，大國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於這一考慮。但在民主化已經變成大勢所趨的當今世界，一個獨裁國家再努力，只要它不思在道義上政治上融入主流文明，其國際關係也就只能停留在國家機會主義的相互利用中，其國際地位也至多靠經貿關係來維持，而不可能建立政治互信，也就不可能贏得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所以，中共現政權要想用外交政績來贏得民意的政治認同，最大的王牌就是在對外關係上打出民族主義的旗幟。無論中共現政權在外交上的實際行為多麼機會主義，但在對內的統治上，中共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以民族主義為道義基礎的政權。
觀乎六四之後中共的內政外交，它也的確是在努力這樣做。通過謊言灌輸的誤導和國人那種「內憂外患」的思維慣性，也通過在「內憂」問題上設置重重禁區而在「外患」問題上的相對開放，官方很容易把國人對「內憂」的關注引向對「外患」的關注。所以，在大多數重大國事皆是政治禁區的中國，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已經變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談論的「重大國事」，也是官民共同認可的唯一「政治正確」。借助國際事件來釋放被誤導被扭曲的「民意」，已經變成中共利用愛國主義來重建政權政治合法性的慣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風潮，不過是1999年反美風潮、2003年的反伊戰風潮的重演而已。
5，發生在中國本土的愛國主義，隨著每一次中美、中日、兩岸的衝突而飄飛起來，且越飛越高，在縱覽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動的同時，也讓國人的關注離國內現實越來越遠。在「內憂」重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的批判性言論卻大都指向臆造出的「外患」：經濟上批判全球化，政治上反對美國霸權，文化上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權，知識界的本土化思潮和舶來的後現代主義、東方主義、相對主義相互激盪（九十年代），新世紀的威權主義與儒家王道、讀經運動相互支援，越來越強勢的國粹論註釋著官方的中國特色，甚至英美自由主義的保守傳統，也被納入「特殊國情論」的框架來解讀，不倫不類的「唐裝」以後現代的方式包裝著延續千年的獨裁傳統。
在我看來，後毛時代的正反兩方面現實都被愛國狂潮所淹沒：一方面，曾經被國人視為最大「外患」的西方國家和日本，恰恰是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國人的觀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發達的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世界，不僅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所需的資金、技術、市場和文化產品，也為國人提供了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示範。中國與西方之間關係，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經貿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互信和道義上的共識，就在於雙方在價值觀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自由與奴役無法建立政治互信和道義共識。所以，無論中國經濟發展還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國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紀，中國就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來、甚至就是千年以來，束縛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內憂」，時至今日仍然不見明顯的改善。即便中國的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國際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導致中國諸種深層危機的頑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敗和跛足改革的難以為繼——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權貴們的肆意濫用公權力和百姓們的毫無權利之間的尖銳對立，巨大的金融危機隱患和兩極分化的迅速擴大，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相互激盪的極度惡化，特別是來自底層民間的反抗和遍佈官場的腐敗，還有那麼多沒有清算的歷史罪惡造成的鉅額欠賬……無不與現行政治制度的頑疾高度相關。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六四以後的中國，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官民共同認可的「政治正確」，無論公共場合還是私人聚會，反美反日反台獨也已經變成了當下中國最暢銷的道德貨幣。在道義合法性日益流失的今日中國，中共現政權主要依靠「政績合法性」來維持。如果說，高速增長的經濟是現政權最依賴的「經濟政績」的話，那麼，民族主義及其外交成就也就自然成為官方最大的「政治政績」的生長點。
在我看來，民族主義的正面意義只在殖民化時代和外敵入侵時有效，而在殖民化早已成為歷史而全球化不可逆轉的和平時代，如果一個國家仍然以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上的國粹主義來統領意識形態，那麼民族主義就不再是所謂「利弊兼有」的「雙刃劍」，而是弊遠遠大於利之劍，甚至就是遺害無窮的單刃毒劍。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害是雙面的，既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環境，也遮蔽了導致國內危機的關鍵原因。
對中國而言，只要仍然自外於主流政治文明之外，無論如何強調「和平崛起」，也不會變成被信任被尊重的大國。因為，歷史經驗早已昭示：對於周邊國家、特別是對於歷史恩怨比較深的國與國關係來說，一個獨裁大國的崛起及其民族主義情緒的日益高漲，必然被周邊國家和整個世界視為威脅。這也是近年來「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廣為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不肯反省的日本民族主義
中國的獨裁化民族主義，固然最為令人擔憂，但外界並不會覺得奇怪。因為，中共現政權的執政理念及其方式與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內用符合普世道義的方式來處理國內外的各種挑戰。
令人擔憂的是，日本和南韓是已經民主的國家，但在對外關係上，特別是處理與周邊國家的歷史恩怨和領土之爭等問題時，卻背離了自由價值及其民主國家所應遵守的外交準則，而過於倚重國內的民族主義，也就無法真正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島國日本為了實現其雄心勃勃的民族主義目標，曾經走上了畸形的軍國主義之路，為亞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災難。戰後，雖然日本被美國成功地改造成和平的民主國家，也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且進入了左右世界經濟發展的七強俱樂部；日本在資金上技術上管理上對世界的貢獻，對聯合國的資金提供及對濟貧、維和的大力支持，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亞洲，四小龍的騰飛，除了四地自身的努力之外，最大的外力支援，一為美國，二為日本。而且，由於日本文化與亞洲的親緣性，日本對四小龍崛起的正面作用，更有一層美國所不具有的地緣性優勢。
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在奠定基礎的八十年代，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講中曾說：日本人靠軍國主義的武力殖民沒有完成的，現在正以和平的「經濟殖民」方式來完成，這種殖民與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單方面強加的，而是一種機會主義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經濟交往的客觀效果而言，對中國的幫助尤其巨大。當時的國人對日本的「經濟殖民」，也確實是張開雙臂、熱情擁抱。1988年我接受金鍾先生採訪時，說出了那句惹眾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現在回想起來，如此脫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講在腦子裡發酵的結果。
在我這代人的細節記憶中，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陸人對資本主義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來自日本。那時，最早公映的外國資本主義電影和電視劇來自日本，國人最崇拜的電影明星是日本的高倉健、真由美、栗原小卷、山口百惠等人；最早享受到的優質資本主義商品也來自日本，各類國際知名的電器和汽車，幾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時，誰家擁有一台日本原裝的彩電，誰能開上一台日本轎車，誰就會令人刮目相看；最早接觸到的資本主義式的現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資，也大都來自日本。
耐人尋味的是，1985年，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首開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先例，北大學生上街抗議，非但絲毫沒有影響日貨在國人心中的珍貴價值，反而成為「八六學潮」和「八九運動」的預演。而在今天，波及全國的反日風潮，已經變成被官方招之來而揮之去的木偶。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技術引進的主要來源國之一，也是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和無償援助最多的國家。從1979年至2004年，中國利用的日元貸款累計金額達 3萬億日元，占外國政府向中國承諾貸款額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環保、交通、教育、醫療、農業等專案165個。日本技術的先進也是舉世公認，對中國經濟的技術升級起到了其他發達國家難以比擬的作用。
毫無疑問，日本連續多年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來，雙邊貿易額增長了160倍。中日兩國已互為最大的進口來源地，日本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場。時至反日風潮強勁的今日，據日本財務省2005年1月26日公佈，日中貿易（包括香港）總額達到22兆 2005億日元（約2146億美元），這是自1947年有日中貿易的記錄以來的最高水準，2004年中日貿易占日本國際貿易總額的20.1%，這一資料顯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而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即便僅就大陸中國與日本貿易而言，2004年的雙邊貿易額也高達168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9%，連續第6年刷新歷史最高紀錄。預計2005年將達到1900億美元。
從兩國貿易的具體產品上看，中日經濟有著很明顯的互補性，日本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電器、機械、半導體等電子產品；中共商業部長薄熙來在 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國進口日本機電產品651億美元，占從日本進口總額的69%；其中高新技術產品進口298億美元，占32%.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產品中，紡織品第一（30％）、機械類產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纖維服裝類和蔬菜類的產品，分別占日本進口同類產品總量的70％和50％。
然而，中日關係的悖論卻愈演愈烈——20多年緊密而良好的經濟關係卻絲毫無助於兩國政治互信的提升——確實值得兩國的反省和深思。
所以，在二戰已經過去六十年後的今天，日本謀求變成「正常國家」、由經濟大國提升為政治大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意願，的確是理由充足且正當合理的國家要求。然而，日本卻始終走不出狹隘民族主義的陰影，對於自身的戰爭罪責問題缺少「德國式」的反省，在向受害國家進行道歉、向受害人做出適當賠償、在戰爭遺留的領土爭端等問題上，日本的態度一直頗為曖昧，而且喜歡玩弄文字遊戲。
1，美國投向日本本土的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遭受核武器之害的國家，日本人感到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僅僅是發動戰爭兇手。所以，日本人每年都要為蘑菇雲災難的受難同胞舉行祭典，而疏於經常向亞洲的受害國家表達道歉。
2，「明治維新」是日本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政治改革，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在1885年提出的「脫亞入歐論」，是日本現代化的最具影響的啟蒙思想。他在《脫亞論》一文中指出：日本之所以優於中國和朝鮮，乃在於日本有能力「擺脫亞洲之陋習」和「引進西洋之文明」。日本人認定自身崛起之路，應該是擺脫貧困愚昧衰弱的亞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強悍的西方。基於此，正如福澤諭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則我國不應該猶豫不決地等待鄰國文明開化，共興亞洲；而應該脫離其行列，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方式，亦不必因鄰國之故而特別和善，應該按西洋人對待之法予以處理。」
當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戰的兩次大勝之後，日本人自認為已經基本完成了「脫亞入歐」，而一躍上升為可以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大國。於是，日本人眼中的亞洲便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在「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中，儘管日本失敗了，但日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敗給了亞洲的任何國家而是敗給美國，日本天皇在1945年發佈的《終戰詔書》，根本沒有提及中國抗戰。所以，時至今日，日本認同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但對東亞的另外兩個大國中國與南韓，日本至今保持著一種高傲的優越感。特別是與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相比，戰後日本創造了經濟崛起和政治民主的雙重奇跡，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脫亞入歐」，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經濟上的第二強國，使日本牢牢佔據了世界七強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廣的中國，仍然停留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落後狀態，在國際關係中也仍然是欠發達國家的一員，其現代化程度與日本相距甚遠。即便近些年中國經濟有長足發展而日本經濟則停滯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獨裁的中國，仍然遠遠落後於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3，二戰後，日本人認為，對那場戰爭中的受害國，在經濟上，它已經給了足夠多的賠償，且已經有了國際條約的法律結論；在政治上，也多次表達了道歉，向韓國做了七次書面道歉，向中國做了18次口頭道歉，為什麼兩國還要糾纏於歷史問題？所以，日本認為，自己對歷史問題的態度被歪曲了、甚至被忽視了，中國和南韓仍然要求它道歉賠罪是無理的。
特別是對日本在亞洲的頭號對手中國，日本人更是心有不甘。日本人認為，日本是亞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國家，政治上早已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而中國是亞洲的最大、也最頑固的專制國家，政治上仍然處於主流文明之外。正是這種政治野蠻導致了中國對日本的教科書審定制度的誤讀，不理解日本的言論、思想、教育及其教科書的多元化現狀。日本政府沒有欽定全國統一教科書的權力，而只有審定民間所編的多種版本的教科書的權力；日本政府也不能規定特定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認識和歷史觀，不僅難以就具體的歷史教科書發表評論，更無法禁止與政府的現行觀點不一致的教科書。而是按照獨裁體制下的官方欽定教科書的一元化思維來理解日本的多元化教科書體制。
至於戰爭賠償問題，也是中國人主動放棄的，先是1952年４月２８日簽署的《台日和約》，蔣介石政權以放棄賠償換取日本對「中華民國」外交承認。繼而是 20年後的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毛澤東政權以放棄對日索賠換取日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承認。而且，1979年鄧小平訪日之後，對中國的放棄賠償要求，日本也以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的形式給予彌補。所以，近年來中國的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是日本難以理解、更難以接受的。
4，今天的日本，也確實在亞洲感受到二戰以後的最大威脅，這種威脅主要來自兩個獨裁國家。
一個是已經擁有核武器的獨裁中國，近年來國力軍力又得到迅速提升，加之中日兩國競爭亞洲老大的歷史恩怨，日本感到自己正在面對著一個意欲壓倒日本、稱霸亞洲的競爭對手。同時，日本經濟連續十年衰落而中國經濟如日中天，也使日本的自信心受到了的打擊，也就越發感到焦慮和不安。
另一個是北韓暴政，自金正日政權在日本海區域試射導彈以來，日本感到面對著家門口的極權北韓的武力威脅——這個暴虐的政權曾經發動過韓戰，現在又把發展核武器作為抵禦外敵的國策。
所以，面對地區內的敵意，已經感受到來自兩個獨裁國家的核威脅的日本，不可能再僅僅固守非軍事化的和平發展之路，也要適當地武裝起來以應對來自周邊國家的武力威脅。特別是，龐大中國的國力軍力的迅速提升，使日本所感到威脅，已不再是中國能否超越日本的問題，而是何時能夠超越日本而變成亞洲老大。近年來，日本內部對北京的敵意在日益增強，小泉內閣在政治上也明顯向右轉，對外，在中韓兩國的反對下仍然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以表達一種不服氣的自我宣示；也越來越想重振軍力和加強美日同盟。對內，無論是批准歪曲歷史的極右派教科書還是加緊修改和平憲法，小泉內閣的作為頗有縱容極右勢力之嫌。
由此，也就必然導致日本與中、韓兩國的衝突愈演愈烈，直到釀成最近的反日風潮，使日本的「入常」之路變得阻力重重。
可以說，二戰後，以日本的國力和對世界的貢獻而言，只要日本政要能夠向德國學習，對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罪責作真誠的反省和道歉，對那些提出賠償要求的受害人給予適當的賠償，即便日本政要做不到像德國總理那樣向受害者之墓下跪，也會獲得周邊受害國家及其民眾的基本原諒，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目標，即便不會一路順風，但也絕不會遭遇太大的阻力。
在二戰後六十年的世界中，有人形容說：日本是經濟巨人，也是政治侏儒（我認同這種評價，只是在與其他西方民主大國相比的意義上）。現在，日本想擺脫政治侏儒的形象而變成政治巨人，基於歷史的教訓，日本人應該知道，畸形的民族主義，非但不會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反而是道義上政治上的自貶行為。唯有真心的反思和切實的懺悔，日本才能偉大。
好在，日本畢竟是民主國家，極右勢力一直受到左派及其他和平主義者的批評，右翼教科書的發行量也極為有限。現在，日本27個民間團體於4月24日在東京舉行集會，呼籲所有正視歷史、反對美化侵略戰爭的人們行動起來，阻止右翼教科書進入課堂的運動；《朝日新聞》等媒體也發表社論和評論，明確反對篡改歷史的教科書，批評日本政府對待歷史的態度。
同時，經過此次東亞三大國的較量，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做出緩和衝突的善意姿態。據日本共同社報道，4月22日，出席亞非會議50週年紀念首腦會議的小泉在發表演講時，首先談到了歷史認識問題，引用1995年的「村山談話」，對於過去殖民統治和侵略「深刻反省和發自內心的道歉」，強調今後日本也將繼續走「和平國家」的路線。與此同時，北京政權也同步為反日風潮降溫，似乎中日雙方已經找到了建立互信和共識的外交途徑。然而，在我看來，這不過是雙方之間的機會主義外交的又一次權宜之計。
對於中日關係，日本應該檢討的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日本自身只講利益而不講道義的機會主義外交。也就是說，縱觀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中日關係，從來沒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義共識的基礎上，而一向是基於單純的實力對比之機會主義外交，對方強大時就韜光養晦、甚至忍辱負重，自身強大時就蔑視對方、甚至凶相畢露。所以，即便中日建交以來的三十多年間，無論日本對中國的巨大資金幫助，還是中日貿易的快速增長，對消除雙方的政治敵意來說，其作用實在是微乎其微。 2004年，中國（包括香港）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對像國，但絲毫無助於緩解中國人的反日情緒，也無助於日本人對中國的敵視情緒的增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現在，小泉首相在亞非首腦會議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權也同步為反日風潮降溫，絕非出於雙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權宜性的利益交換壓倒政治原則，在沒有達成任何政治原則共識的情況下的機會主義妥協。
在經濟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強國，自然在亞洲經濟的發展上負有重大責任，而中國，即便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要達到日本經濟的規模和現代化水平，特別是人均 GDP和經濟質量的水平，還有太長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亞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國，理應在亞洲的社會轉型中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現卻與其民主大國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經熱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國的「政經分裂」跛足改革一樣，絕非一個負責任的民主大國所為。
日本現在所擔心的最大威脅是獨裁中國和極權北韓，全世界也都知道，沒有中共政權對金家暴政的支援，北韓政權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倡狂。如果中國變成民主國家，北韓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將在亞洲、在國際上變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沒有馬上垮臺，其對地區安全的威脅也將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韓，再加上自由國家的領袖美國，共同向北韓施壓，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所以，已經給予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巨大幫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國威脅的最佳辦法，不是繼續維持「政冷經熱」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強化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而是從現在開始改變其傳統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歷史和真誠道歉之外，也要為亞洲的民主化承擔相應的責任。與其以美日同盟在軍事上遏制中國，遠不如幫助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日本若能與美國與亞洲的其他民主國家一起，高舉自由、人權、民主的普世旗幟，致力於在外交上推動中國的人權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幫助中國人民，也是在幫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說，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之日，就是一個自由、和平、共榮的新亞洲誕生之時。
三、反日反昏了頭的韓國
此次反日風潮中，南韓表現為朝野高度一致的舉國反日，南韓政要甚至放出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阻止日本「入常」的狠話；南韓民間反日風潮被稱為「井噴」，抵制日貨和絕交邦交的口號不斷，甚至發生斷指、自焚、跳河等自殘行為；南韓馬山市議會通過法案宣佈對日本控制的對馬島擁有主權，要求將6月19日定為馬山市的「對馬島日」，以還擊日本島根縣議會通過《竹島之日條例案》。
如此官民一致的反日，讓我感到南韓已經被極端民族主義弄得顛三倒四的、失去起碼理性，很容易走向瘋狂。更重要的是，就在南韓的身邊，還有一個當今世界上最邪惡的暴政——金家政權。這個政權只迷信暴力和謊言，不但在五十多年前差一點吞噬掉南韓，而且在五十多年的南北對峙中，它一刻也沒有放棄過暴力治國。它以暴政虐待北韓百姓，它用武力優先的國策來威脅南韓，它致力於核武器的開發且用核威懾來對抗國際社會的防擴散。而南韓人卻很少會有激烈而一致的反金家政權的狂熱。所以，與日本相比，南韓的民族主義不光是更激烈，也更危險。
在我看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東亞三個大國訴諸極端民族主義，既是道德蒙昧，也是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在殖民時代早已過去的和平年代，把民族統一和國家利益作為淩駕於自由和人權之上的最高價值，只問民族國家而不問是非善惡，如果不加以節制和慎用，將對東亞局勢和世界和平構成危險。特別是在一國分裂為兩個政權，雙方又處在自由與獨裁的制度競爭中之時，以民族認同模糊、甚至代替制度之爭，就是為踐踏人權的獨裁者提供避難所，使之繼續對內實施暴虐統治和對外威脅世界和平；以懷柔的笑臉迎合暴君的猙獰，必然是自由社會向極權政權的無恥要挾作出有違道義原則的妥協，在客觀效果也無法軟化獨裁者的鐵石心腸，反而只能縱容四面楚歌的獨裁者繼續為所欲為和翻雲覆雨。
遺憾的是，自由韓國正在這種道德愚昧中越陷越深，最切近教訓已經由前總統金大中對暴君金正日的「陽光政策」昭示於天下。自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以來，南韓的民族主義越來越陷於走火入魔，南北韓之間的所謂合作，也充滿了戲劇性反諷：自由領袖和極權暴君，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居然閉口不談兩政權之間的根本性制度差異，卻不約而同地打出了民族主義旗幟。金大中首訪平壤的柔軟身段在道義上征服了世界，為他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也為暴君送去大把銀兩，但並沒有換來金正日的任何回報，獨裁者輕易就違背回訪南韓的承諾。同時，就為了這次南北高峰會，南韓還鬧出行賄醜聞，逼得著名企業家鄭夢憲跳樓自殺。
遙想1994年，對北韓第一代暴君金日成的突然死亡，時任韓國總統的金泳三拒絕向北韓發唁電，且對金日成多有批評。在南韓最親密的盟友美國政要的眼中，國務卿賴斯稱金家政權是「暴政前哨」，布希總統仍然把金正日稱為「暴君」。但在南韓，自金大中與北韓第二代極權者金正日共同發表《南北共同宣言》後，金正日在南韓民眾中的形象卻有大幅度改善，由自由南韓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變成了「得體豪放且幽默親切、通情達理」的領導人，甚至一度出現了「金正日熱」。
再看其他南韓政客，一個個也要利用民族主義拉選票。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政客鄭夢准利用舉辦2002年世界盃之機，煽動民族主義狂熱為自己的來年競選積累民意。漢城世界盃期間，紅海洋所掀起的狂熱而狹隘的民族主義，製造了世界足球史上最醜陋的一屆世界盃。
南韓舉行總統大選，正巧在北韓核危機爆發和南韓反美大遊行之時，盧武鉉利用民眾的狂熱反美情緒，在競選時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發表了一系列反美言論，最後如願以償地當選。然而，盧武鉉公開反對小布希政府的北韓政策，使華盛頓對平壤難以實施更具實效的措施，也就等於是對金正日的無賴立場的最大支援。
盧武鉉當選總統以來，其反美親北的姿態並沒有帶來南北局勢的緩解。金正日仍然不斷製造事端、甚至不惜在海上挑起軍事爭端，以阻止南北和解；他還在每次六方會談的前後耍無賴，一會兒要退出會談，一會兒宣佈已經擁有核彈，為朝核危機的解決設置重重障礙。2005年年初，在韓國政府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對北韓的稱謂作了重要刪改，不再把朝鮮定義為「主敵」。 4月23日，出席亞非峰會的韓國國務總理李海瓚與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金永南舉行了會晤。這是韓朝兩國間5年來舉行的最高級別的會晤。但是緊接著的 4月24日，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金永春又誓言加強核威懾力來對付美國的敵對行動。即便如此，盧武鉉非但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對金正日「直言不諱，敢怒敢言」，反而利用南北韓共同的極端反日情緒向暴君示好。如此一來，豈不正中暴君的下懷，金正日正好可以充分利用民族主義來達到維護極權、抗衡國際社會的目的。
在如何對付無賴獨裁者金正日的問題上，只要極端民族主義認同壓倒了南北的制度之爭，韓美之間在北韓政策上的分歧就難以彌合。只要韓美之間的分歧繼續存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就很難找到一個對付金正日的有效對策。
在此次反日風潮中，比之於中共官方，韓國政府的反日態度既鮮明又堅決，自盧武鉉總統3月23日發表發表了《就韓日關係告國民書》以來，韓國政要發表了一系列措辭強烈且明確堅定的表態，甚至表示：寧可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也要反日到底。韓國民間的反日遊行示威的激進，也與中國不同，韓國人不是對日本對像和日本人實施暴力，而是不惜採取自焚、斷指、絕食等自殘行為來表達反日情緒。
然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對日本的一臉嚴厲的韓國政要，卻對暴君金正日的滿面溫柔。
4月7日，盧武鉉在青瓦台總統府接受德國《法蘭克福彙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對待侵略歷史的做法與全人類普遍適用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不得不與一個頌揚侵略他國行為的國家共存，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不幸」。而在4月10日，盧武鉉卻向金正日示好，希望金正日訪問南韓，以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4 月13日，盧武鉉在德國再次談及朝鮮問題時表示：很可能人們誤以為韓方希望看到朝鮮政權突然傾覆，並為此推波助瀾。但韓國朝野的想法是一致的，實際上不希望看到朝鮮政權突然傾覆，在此問題上也無意推波助瀾。
韓國代表在第61屆聯合國人權大會上，也表現出與盧武鉉一致的兩面性：4月6日和8日，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的韓國代表，先後兩次強烈譴責了日本政府審定批准篡改歷史的教科書發行。而在4月14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決譴責朝鮮人權狀況的決議案，韓國代表以棄權來表示抵制。
同時，不斷譴責日本教科書篡改侵略歷史的南韓，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也隨政治需要而改變。過去，南韓的歷史教科書對北韓大都進行負面描述，而在最近，南韓的中學教學已經把重點放在對兩韓統一的宣傳上，不但對北韓的負面描述遭到刪除，且代之以正面描述。意在告訴南韓學生：「北韓是我們的兄弟。」
不可否認，作為當年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受害國，韓國人對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聲討，是理由充足的；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韓國代表兩次譴責日本篡改侵略歷史，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歷史，固然像盧武鉉總統所言那樣，有違「全人類普遍適用的價值觀」；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盧武鉉只譴責日本而不譴責北韓，南韓代表只譴責日本右翼新版教科書而不譴責北韓踐踏人權，南韓在自己的教科書中為北韓暴君的隱惡和美容，難道就不違反「全人類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嗎？就不是另一種方式的篡改歷史嗎？
韓國政要相繼表態：日本不為其侵略歷史道歉，日韓關係就難以緩和。那麼，眾所周知，五十多年前的韓戰，是由史達林背後支援的北韓發動的，金日成不宣而戰，越過三八線，直搗漢城，算不算侵略？如果沒有美國的拔刀相助，今天的南韓人，也要向金家兩代暴君頂禮膜拜，齊聲高呼：「我們親愛的父親萬歲！」
如果算侵略，作為侵略者的北韓政權，何時向南韓道過歉？民主後的南韓政府，又何時要求過北韓政權的道歉？同樣是侵略戰爭，日本人不道歉就是大逆不道，而北韓極權不道歉反倒是「我們的兄弟」。對同一性質的歷史罪責，卻如此內外有別，不是被極端民族主義煽昏了頭是什麼？以至於，南韓的民族主義紅魔發展到顛倒起碼是非善惡的程度：近年來，在許多南韓人、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眼中，只因是異族，美國這個昔日的恩人及南韓安全的保障者，正在變成邪惡霸權的代名詞。而僅因是同族，北韓這個昔日的入侵者和南韓安全的最大威脅者，卻正在變成親人。
盧武鉉總統稱：與日本共存是全世界的極大不幸，儘管有失政治家的風度，但畢竟還有可以辯護的理由。但是，北韓政權乃當今世界的邪惡之最，金正日本人也是最暴虐最厚黑的極權者。自由南韓與暴政北韓的共存，難道不是更大的不幸嗎？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在暴政下忍饑挨餓、乃至大量死去，南韓政府卻不敢公開譴責，何止不幸，簡直就是自由南韓的莫大恥辱。
當朝鮮半島也仍然分裂為自由南方與奴役北方之時，自由的一方卻不盡全力推翻另一方暴政，以解救陷於極端奴役中的同胞，反而以民族主義為藉口對暴君採取綏靖態度，甚至不斷向暴君表達溫柔，難道這不是在助紂為虐？難道民族統一的價值就真的寶貴到可以拋開同胞的基本人權的程度嗎？
事實上，南北韓的對立，說到底，與民族問題毫不相干，而是制度對立，也就是自由與奴役的對立。阻礙朝鮮半島的統一的關鍵因素，不是美國，不是日本，不是南韓，而是金家暴政。
所以，實現兩國各自的統一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促使獨裁北韓走上自由之路，而不是在制度截然對立的情況下盲目地追求統一。如果已經自由的南韓對自身的極端民族主義還不加以反思、任其狂熱下去，不但看不到結束北韓暴政之日，更看不到南北統一之時。弄不好，極端民族主義很可能變成自由南韓的魔咒。
如果再從道義退到現實，南韓在對待北韓的策略上，也未必昏了頭，還有南韓本身利益的精打細算。從盧武鉉競選時的高調反美姿態，當選後又在北韓政策上與美國屢屢有分歧，最不希望美國在處理朝核危機上採取強硬政策。美國總統布希和其他政要，儘管表示無意攻打朝鮮，但他們毫不諱言討厭朝鮮的現政權，希望朝鮮改朝換代。而南韓總統盧武鉉目前最不希望朝鮮的改朝換代，所以，他在訪問德國時強調：無意推動北韓政權倒台。同時，他還表示：朝鮮半島不會發生像柏林牆倒塌那樣的事，因為德國的統一造成了「鉅額代價和諸多後果」。南韓政府4月15日還宣佈，已經否決了一項韓美聯合作戰計劃，該計劃規定一旦朝鮮政局動盪，韓美可以進行軍事干預。在土耳其訪問的韓國總統盧武鉉4月16日下午（當地時間）還表示：「韓國有知之士中，一些人甚至比美國人更親美，這讓我感到非常擔憂，而且壓力很大。」而北韓政權的回答是：聲言加強核威懾戰略，5月1日又在朝鮮半島東海發射了一枚短程導彈。
由此看來，南韓與美國在反金家暴政上日益疏遠，而南北韓在反美上卻日益接近。而這種疏遠與接近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於南韓現政府並不想盡快統一。因為，僅從南韓人要保住現在的經濟發展及生活水準的角度講，那麼富足的西德背起還算過得去的東德，都有點力不從心的搖晃。何況飢寒交迫的北韓，南韓要餵飽那麼多難民，即便有心，也未必就有那麼大個鍋。
四、簡短的結論
東亞三大國在化解歷史恩怨和競爭亞洲地位的較力中，無法取得政治互信和道義共識，也就必然無法以健康而寬容的心態看待對手，而是過於都倚重於民族主義煽情，才促成了此次東亞極端民族主義的一次大爆發。而在殖民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和平時代，還要靠煽動民族主義來處理國家間的糾紛，決不會真正化解國家間的衝突。
雖然，在近期內，東亞三大國訴諸於各自民族主義的較力，在歷史問題上還主要發生在外交的政治的層面，不至於發展到擦槍走火的程度，但圍繞著釣魚島、獨島（竹島）的領土之爭，就很難保證宣示各自主權的三國登島者能夠完全理性，島嶼之爭是否走向擦槍走火的瘋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國各自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烈程度。如果對三國對各自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加以反省、抑制、引導而任其發展下去，那麼，對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亞洲和世界，絕對是惡兆。
在無外敵入侵的情況下，膨脹的民族主義，不但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也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2005年4月30日於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