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次反熊膽遊行的籌備過程可謂一波幾折。先是活動舉行前一週忽然傳來民陣於同日同時間搞「反英抗暴」遊行,為免撞期,只好臨陣改時間;之後,又有報章在標題中把「反熊膽」和「倒梁」莫名其妙地扯在一起,於是又得急忙出聲明澄清。
「你不思考政治,政治卻思考你。」已記不起這句話是誰說的,卻是真理。說到底,動物議題不過始於惻隱之心,然而一旦人類世界卻難如此單純;參加者可能只想為動物出一分力,主辦者卻必須把各種考慮、博奕列入計算範圍。到最後又是否必然得到良好效果﹖卻也不是人力範圍能全盤控制得了的。
事實上,反熊膽遊行早於三月初便展開網上宣傳,四月一日的時間地點是一早決定了的。然而,當民陣在三月二十五日宣布「他們的」遊行時,我們心裡還是涼了一截。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人權」、「政制」似乎理所當然地來得比動物的生命重要;傳媒的焦點當然也落在相關議題上——雖然這個活動是早能預料卻又來得多麼倉猝;形式多麼激烈卻又與前重複。
這樣說,不是要抱怨人家「搶客」,也不是要質疑社會上其他議題的價值。相反,我,作為有份決定者之一,在宣佈反熊膽活動更改時間之後,幾乎是馬上後悔:是否「我們」自行與其他社運議題分裂了呢﹖是否我們太低姿態,太沒自信﹖網上也有這樣的疑問,甚至有指責我們「遷就大佬」的。我只能說:在「互相搶客」與「包容最多人」之間,我們選擇了後者。「自信」可以是與別的團體「硬碰硬」;但也可以是對其他人、其他意見、其他團體的理解。必須承認的是,在得悉民陣於四月一日舉行遊行後,我們沒有主動跟他們聯絡協商(雖然,如前所述,我們早於三月初便宣佈反熊膽遊行)。或許我們太習慣「小眾」的身分,以至未盡全力爭取應有的位置。這一點,至少是我個人必須反省的。
估不到的是,之後的幾天,我們又非常「榮幸」地沾了「倒梁」的「光」,「榮登」某大報標題,說黑熊也是梁振英「過橋抽板」的苦主云云。事實是,我們從未就反熊膽一事接觸過梁振英,也想不到梁振英和反熊膽之間到底有何關係。啊,動物是沉默的;又或者,不是牠們沉默,是我們永遠聽不懂/不想聽懂牠們的語言——所以動物永遠是最好的利用對象。然而,我們這班決定了為動物出聲的人類,又該怎樣自處呢﹖甘心做「愛心爆棚」(翌日該大報同集團報刊用語)的「小眾」﹖在媒體戰場上與其他議題爭篇幅﹖還是努力「提升」動物議題的重要程度﹖努力的話又應如何著力呢﹖
雖然事前一波幾折,但四月一日當日來的人還是有八百之眾,比我們想像中多;大家各自帶來自製的、精美的標語牌,多元卻又團結。事後報道不多是預料中的;坦白說,出路在哪裡,沒有人有答案。然而該做的事已經做了,該犯的錯也犯了,該汲取的經驗也銘記心中了。走在社會與社運的邊緣上,我們不必自怨自艾或自以為是;反應常以感恩的心,去抵抗各種偏激憤怒,因為前者只會令邊緣的路更邊緣,更難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