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0年8月25日晚，筆者受邀在街坊工友服務處談談工黨理念。現在根據當晚的談話，再補充一些材料寫成這個短篇。）
2010年12月23日，希臘執政社會黨控制的國會通過法案，在近半反對票下將政府赤字從生產總值的9.4%降至7.4%。其實今年以來政府已經把公務員薪水減15%，提高退休年齡，大幅削減社會福利。
希臘的上一屆政府（資本家黨–新民主黨）花了280億歐元去拯救銀行，然後為了買單，現屆社會黨政府就協助資本家把危機轉嫁給工人。怪不得希臘工人從2010年頭，到12月15日為止，已經爆發過8次總罷工，其中來反對「自己」的政府。
而希臘危機和工人政黨協助資產階級的例子，也是今天歐盟不少國家的寫照。這是走向歐洲福利國家毀滅的又一大步。如果歐洲工人階級最後反抗無效，就會朝野蠻資本主義（中國是典範）邁進一大步。
任何有關工黨的討論，不妨從這個新鮮事件出發
工黨的最主要任務
歐洲社會黨都是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工人黨，在它們成立之初，都是根據資本主義發展必然造成重大危機，而工人階級必被犧牲，這樣的認知，來確定黨綱。黨綱即黨的根本目標，而當初社會黨的根本目標就是領導工人及時反抗，並通過爭取政治權力來廢除壟斷資本對社會的控制。這是工黨至關重要的任務。這一點可以參考當時德國社民黨的愛爾福特綱領（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但是，殘酷的事實卻是，在最後關頭，在資本主義果然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黨的領導層總是把危機轉嫁給自己的階級，以便幫助資產階級穩定資本主義。這簡直已成通例。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也是這樣。禍是資本大肥貓闖的，卻要勞動者負責，而更荒謬的是，不論資本黨還是工黨，都奉行黑狗偷食白狗當災主義。
香港沒有工黨，不過，那種黑狗偷食白狗當災主義，也在世紀之交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早就搬演過。像工聯會那樣的工會，當然也在其中充當跑龍套角色。而那五六年之間，工資下降的幅度，遠不是今天實行最低工資可以彌補的。
外國工黨的歷史經驗當然不止這個東西，要做學術研究，做一輩子也做不完，但是論到關乎工運實踐的最有意義經驗，卻是這個東西。
工黨的概念前提，是認識到工人的利益（廣義的工人，即一切依靠出賣體力或腦力換取工資生活的人），不只有經濟利益，而且也有政治利益；所以工人只有工會，是遠不足夠的。工會的行業眼界，使它很難有全局眼光即政治眼光，也難有歷史遠見。工人不僅要認識到在其行業內資本與勞動必然對立，而且這種對立，在整個社會平面，以至整個歷史利益上，都頑固存在，才不致被統治者愚弄。所以工人階級也需要有政黨，去為工人階級取得政治權力。這樣工人階級才能在國家層面同資產階級較量，才能有效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不論各國工黨的經驗多麽各異其趣，這個原則卻是普遍經驗。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
資本與勞動必然對立，但究竟對立到甚麽程度，又是一個問題。這裡面有兩種看法，一個認為階級利益的衝突可以由資本主義國家來調和；一個認為階級利益的衝突不可調和。孰是孰非，在這個方面，我認為馬克思的分析比較有參考價值。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其階級屬性明顯不過。認為國家是一個中性機構，可以在階級利益衝突中完全公平地裁決，並不符合實際歷史事實。
馬克思的全部國家學說當然不止於此。他在分析法蘭西內戰時就發展了國家在階級衝突中有時會呈現出自主性一面。但是他沒來得及綜合上述兩種貌似截然不同的說法。阿里斯·科洛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帝國主義與全球政治經濟》一書中有過扼要綜合：當既成的資本積累模式能繼續成功地保證資本積累，亦即資本主義社會比較穩定，則國家作為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的角色是比較顯性的。雖然現實中資產階級與國家機構的關係比較這個比喻複雜得多，總之，即使兩者之間的從屬關係不那麽直接，資產階級通過財力，人脈和市場，總能強力影響著國家官吏和政客。官商從來都勾結，不管有無普選。而壟斷資本通過購買或罷買債券，就是施展這種影響力的最有力工具之一。今天，被魯賓尼（Nouriel Roubini）稱作「bond vigilantes」（信報翻譯為「債券義和團」）的金融資本，就正在國債市場興風作浪，勒索各國政府和政黨：你不削減福利開支，就不買你的債券，或者非高息不買。
但是，當資本主義原有發展模式陷入重大危機，而階級衝突發展到激烈程度（今天歐洲還遠未到這一步），那時資產階級對國家機構種種直接或間接約束也開始動搖；原有的政治版圖和權力結構開始重新洗牌，從極右派一直到左派，都在激烈競逐權力。這種混亂狀態使強人政治和強國政治的呼聲變得有市場；同時，國家的高級官吏和軍隊將領，這時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服膺既定政治程序或傳統習慣，而變得較為自主，有時甚至表面上和暫時地同部分資產階級上層衝突。但這不表示他們是贊助工人階級，不表示他們是公正的、沒有自己利益的仲裁人。如果工人政黨在這個方面犯錯，就有可能錯過時機，反受其亂。因為這個時期不會太長。這是預示著重大政治改變的時刻，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及時取得政治權力，推行反攻，極右派就可能通過合法或政變方式使政權落在自己手上。這種情況，遠的有1918-1933年的德國，近的則有1973年的智利。然後，在工人階級被打垮的基礎上，重建一種資本積累模式。（中國的例子則是工人階級未能在1989年「國家社會主義」模式發生重大危機時，及時阻止統治官僚復辟資本主義）今天歐美資本主義危機，使人想到，在不太長的將來，至少在部分國家，是否一切要重演。
如何避免統帥臨陣倒戈
早一陣子，明報上面有過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但其實那個討論無關宏旨，因為討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這就是：當初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其宗旨就是怎樣為資本主義危機做準備，準備好怎樣有效反抗資產階級轉嫁危機的陰謀。當時德國社民黨並非甚麽都對，但是這一點確實到今天還正確。例如，對於所謂國債義和團，只要工人的政府宣布取消所有國債（而工人退休金所持的國債就足額補償），同時把所有銀行和保險公司收歸國有並由員工民主經營，就已經收拾金融資本了。這個綱領精神儘管正確，能否堅持又是另一回事了。歷史教訓就是：養帥千日，臨陣倒戈！當中原因，當然不只是工人領袖的操守問題；它其實有深刻根源。今天如果要談工黨，適宜也談談這些原因，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今天要實際建設一個名副其實的工黨，特別不容易。在中國和香港工運要發展和政治化都同樣障礙重重的情況下，要人們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自主自為，發展出稱職的政治代表（工黨），有能力反抗壓迫並建設比較公平的社會，實在難度不少。不過，即使這些討論未必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也許還是值得談談的。
201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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