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對手的血汗故事(【一檔小販一個故事】訪問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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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廣東道小販街

文:張錦江;圖:葉寶琳

按:花園街大火之後,讓社會聚焦在排檔的管理上,政府延續取締小販的大方向,新諮詢文件更會進一步減少小販數目。小販這個過百年歷史的行業,我們卻甚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此系列讓讀者對這群地產霸權的前線捍衛者認識更多。

剛走近檔口,就聽到有街坊問「手襪幾錢一對呀?」一個個子不高,但聲音洪亮的男人應聲答道:「最平五蚊,最貴四十五蚊。」這位就是我今天要訪問的花園街檔販─超哥。

超哥,在花園街經營牌檔超過三十年,主要是售賣手襪。檔口的設置簡樸,一目了然,檔口前的一支吊架整齊地掛著一雙雙新款的手襪,猶如展覽般給途人觀看。檔口的內部地上放置了六個盛滿手襪的膠箱,任由顧客蹲下身子,尋找心儀的手襪。在外人看來,牌檔小販可能不過是一個「有牌」的小販,地位遠不及商鋪店主,而在街頭售賣貨品,亦看似較為低級。但是經營牌檔的超哥,卻沒有因此妄自菲薄。相反在言談之間,他能夠讓人清楚感受一種充滿自信的氣魄。記得超哥在訪談的開首,已經豪情壯語地說道:「我的手襪有十萬對以上,存滿幾個貨倉」。對於自己售賣的手襪,超哥更著有一份驕傲。每當他說起自己的貨品時,雙目總會變得十分有神。他不止一次說起他的手襪本身都是廠商的出口貨,是因為和廠商關係要好,才能大批購入。質素絕對不比他人差。當我擔心地問道: 「沒人看顧檔口,會否擔心有人偷竊」,超哥即哈哈大笑兩聲說:「有人偷東西才是好事,證明我的貨品仍有價值,所以人們才會想偷啊!」

聽著超哥娓娓道來,我方知道原來賣買手襪亦是一門專業的學問。只是單單保暖的手襪,已經有羊毛、皮質和絲質的區分,還有在不同場合穿戴的手襪,例如結婚手襪、運動手襪等等。手襪的花款也五門八類,價錢亦各有異。特別的是,每雙手襪均沒標註價錢。每當顧客拿起吊架上的手襪,眼利的超哥總是即時能說出那雙手襪是什麼種類及價錢,難怪他素有「手襪大王」的美譽。

從事小販的點滴
談起三十多年來從事小販的經歷,超哥總是面帶笑容、輕描淡寫地說著。但他所述及的故事,卻委實是一段掙扎求存的血汗史。超哥最初入行是在廣東道做無牌小販的,售賣的亦不是手襪,而是生果。期間,他亦陸續賣過椰汁、涼粉……等食品。後來由於市政局對賣食品的小販監管較嚴格、掃蕩較頻密,他因此才轉而經營賣乾貨,如衣物、玩具等等。當年為了謀生,超哥有一段時間會走遍全港工廠區做小販,自行租一架客貨車在午飯或放工的時間,泊在工廠區的路口,向經過的工人兜售雜物,一日內便會牡不同的區域走幾轉。超哥甚至將貨物運至長洲、梅窩等偏遠地區出售。當我問及為何他需要山長水遠到那樣偏遠的地方做小販時,他就淡然的回應說:「我手上拎到什麼貨? 在那裡有機會能賣? 我就會去那裡吧」。記得當我附和道: 入行做小販奮力工作,也是為求三餐溫飽吧,超哥笑著糾正我說「當時都沒有想過竟有三餐這麼大想頭,只求兩餐溫飽而已」。即使到了今天,超哥幾乎仍是年終無休。當人人都在準備過年,花園街的檔販們為了把握人們前往花墟的良機,由年初五開始,每天營業到午夜。他只在年初一短暫休息一天,初二便再開檔謀生了。

踏入八十年代初期,超哥逐漸固定在花園街擺檔。其後, 他亦找到了現時固定牌檔的持牌人(一位老小販),一同合作經營。談到當年為什麼需要找持牌人合作經營,超哥解釋謂: 市政局七十年代早期已經停止發放新牌,小販一牌難求。而他亦厭倦了「走鬼」的生活,希望較穩定地做生意。自從九十年代中期,持牌人年紀漸大,逐漸不再過問牌檔的經營,全權交由超哥負責。超哥每月只需將營業額抽取一定比例及成數,交給牌主作合作利潤即可。換句話說,超哥是實質的「牌主」,但在現時的牌檔政策下,卻只能領取助手牌經營。

超哥三十多年的小販經歷,也許正正是七、八十年代一群基層市民生活故事的縮影。縱使香港當時正處於經濟急速發展的階段,逐漸變成一個國際都會,但是對大多數基層來說,「香港夢」終究是一個夢。無論是打工仔、抑或有牌和無牌的小販,日以繼夜地工作,求的不是大富大貴,而是每天的溫飽;也沒有空暇去為未來籌劃,只盼望能踏實地養家活兒。在同輩中,或許超哥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在今天在地產主導的社會,他起碼尚能擁有一個小小的檔口,繼續做著小本經營(嚴格來說,超哥也不是真正的牌主)。超哥的「發跡史」,不是「香港夢」中社會主流所描述的成功人士-大商賈、身穿白領的專業人士;相反,他們只是小小的自僱人士。他們大部份麵懷有很渺少的盼望:能夠自主決定自己的生活,能夠為自己每天的工作自豪。猶記得超哥向我直言:「雖然不同階層的人士都會行花園街,但顯然我們小販就是主要為基層市民服務」。我想,縱使沒有假期、沒有員工福利、沒有僱主供強積金,每天需要辛勞工作,賺取的可能也不過是微薄的收益。但是,我從超哥身上看到的。是一名基層市民能夠自主經營一個屬於自己的社區空間;獲取的不止是生計所需,而是一種生活尊嚴的可能性。

牌檔的社區網絡
在超哥身上,我觀察到的是一種久經歷練的精明。這種精明,不是指要去算計別人,或者去貪圖別人便宜;而是在街頭擺檔多年,訓練生成的生存本能。在訪談的兩小時裡,每當有人想問價、或付款時,超哥總是能夠在顧客開口前就給予反應,然後轉過頭來又繼續訪談,有條不紊地接駁回剛才剛被中斷的話題。俗語說「無商不奸」,但是當超哥說到在街頭營商的秘訣時,他有這樣的演繹。「最重要是信任和人緣。我們做小販的,沒有本錢像大財團在媒體上賣廣告,靠的只有口碑。」口碑,不單止是指確保產品的質素,而且還需要超哥這個「生招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當一位伯伯來到買手襪時,超哥立即走過去打招呼,猶如多年沒見的老朋友。超哥向我介紹伯伯是他的老主顧,也是一名彈結他的「音樂家」。在短短幾分鐘的交談裡,便可看出超哥和伯伯的關係,其實只是建立在一年數次手襪的交易買賣上,在日常生活裡,並沒什麼真的有其他往來。然而,這正正反映了牌檔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在牌檔這個特定的空間形態中,檔主每天都以「真身」駐紮在檔口,直接通過這樣的「體現」,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他們與往來的街坊、顧客建立起了一種無形的社區關係。超哥曾自豪地說:「即使其他檔口賣得比我平,老主僱還是會走回來光顧我,因為他們相信我。」老主僱對超哥的信任,就是建立在那短短數分鐘,互動交流的印象上。這種信任,對於今天我們這個以金錢利益掛帥的商業社會來說,可能是難以理解;但是在舊社區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其實是再平常不過。

非人化的政策
近年無論特區政府,抑或主流傳媒,均不斷將文化保育掛在口邊;而牌檔亦被美譽為一個本土特色。然而,當談到現時政府的牌檔政策,超哥直斥已經「過時」。他認為現時的牌檔政策,從1960年代開始沿用至今不變;多年來亦缺乏檢討,以至很多規定,已經顯然是不合時宜,大多與社會現實脫節。舉例來說,其中一項規例要求:牌主必須在場經營,否則即屬違例。這根本無視現時不少牌主年事已高,實際上,己將牌檔交由持「助手牌」的助手看檔。又或者如超哥的例子,助手已經接管了整個牌檔的經營,每月只須分紅給牌主,牌主幾乎已經不再理會事情。另外,若牌照持有人逝世,則只有其直系親屬才能繼承。超哥對此限制也十分擔憂。他指出:年輕的新一代未必願意繼承牌照,但現時政府又拒絕發放的新牌照。對於早已替代牌主經營生意的「助手」來說,牌主離世的話,助手便隨時會喪失繼續經營牌檔的權利,結果十分不公平。食環署現在執行的小販條例規定,小販的經營範圍不可超出三米乘四米一項,導致全港數千名牌檔小販,幾乎每天都在違犯。對於食環署打算實施釘牌政策(三個月內違規六次即被釘牌),超哥坦率地說「小販經營不過是為了謀生,每個檔口背後都有著幾千個家庭,生計都由靠他們支撐」。嚴厲執行的結果,恐怕只會使全港的牌檔,在數個月內,陸續被取締。

談到花園街大火,超哥不否認牌檔的環境可以有改善的空間,亦樂意出資改善自己的檔口。但是,他直接指出:現時食環署欲推出的新政策,如釘牌等新建議,根本無助解決問題。相反,新建議只是在逼迫牌檔結業,趕絕基層的生計。超哥更提及:前年花園街其實已經發生過大火,焚毀逾五十檔以上的牌檔。然而當時政府並無汲取經驗,改善花園街的防火設備,亦無任何政府部門協助檔販改善牌檔環境。結果,這次花園街大火燒死多人後,政府才為免輿論譴責,將責任全部推卸至牌檔身上,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事實上,問題的癥結在於街道防火設備的缺乏,然而政府從不會提及投入資源改善街道環境,又或者提出一套明確的指引,協助更新牌檔的防火設備。超哥便曾屢次提及可以考慮在牌檔的頂部裝上防火花灑,確保能及時制止火勢的蔓延。

最後,超哥嘆道:「我們做小販的,很多已經做左廿年、三十年;最青春的時候都過去了,今天就算想轉行,都很難了。」做小販這一行的基層,其實都不過希望滿足人類生活最卑微的需要-溫飽。不論無牌、抑或有牌,小販都是用自己的勞力和血汗去養家活兒,理應受到大眾的尊重。然而在香港社會裡,無牌的小販每天都需要提心吊膽地過著「走鬼」的生活,有牌的小販也要每天給食環署職員巡查監察。他們的尊嚴從來不獲重視。然而,究竟為何庶民不能自主進行經濟活動?為何在街道小本經營,自力更生,依然要被當成做「賊」一樣,受到諸多管制和監視?這些問題,或許是我城的人需要再去反思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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