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覃俊基為左翼21成員，是六月四日晚在北角被捕者之一，本文記下作者由被警方拘捕起到釋放，與警員之間的對話、互動及思考。
‘That the state is an organ of the rule of a definite class which cannot be reconciled with its antipode (the class opposite to it) is something the petty-bourgeois democrats will never be able to understand. (V.I.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Individual police officers may not be comfortable acting as ‘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 against anything which disturbs the public order of capitalism’ …Advanced workers must certainly be attentive to any cracks that appear in the repressive apparatus of the bourgeoisie, particularly during pre-revolutionary moments like May 1968 in France. But promoting the false notion that the police are part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will only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take advantage of such developments. Police officers who want to change sides have to cross the class line and repudiate their role as enforcers for the capitalist rulers. (‘Marxism vs. ‘Militant’ Reformism The CWI’s Kautskyan Caricature of Trotskyism’)
前言——被捕
這麼多年來，我其實沒有太多被警察惡意對待的經驗。或許有幾次是在示威者被打壓的場面吧。大部份時間，他們都是一臉漠然的樣子，築成人鏈，站在我的面前。正常來說，所謂分析，總需要我們一定程度的抽離，將一些具體細節剝離重組，才能夠理解到運作於背後的肌理。但對所謂的國家機器，對我來說，彷彿他們本來就是如此，真的就如機器一般，守衛著資本運作所需的穩定。
六月五日凌晨，在我二十八歲的當天，我第一次被拘捕了。將我從人鏈之中拉出來拘捕我的是警察W。我沒有像身旁朋友E一樣放軟身子讓警察們抬走，而只是默默的，很合作的自己步上警車。我必須承認，關於如何面對警察，我沒有想過太多。警察與示威者之間有對抗性是理所當然的，但我沒有想清楚，我們具體該如何對抗警察。
警車上的分野
上到警車，警察W問我的身份。警察W是那種看來文質彬彬的警察，不過詢問我的語調還是頗不客氣。我還在想關於那抗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先天性地拒絕回答：「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拘捕，所以我不會告訴你我的個人資料的，你搜我身也沒有用，我沒有帶銀包，也沒有帶身份證。」。警察W顯得有點無可奈何，然後，他開始向我解釋他拘捕我的理由，也就是重申香港的法例云云。警察W是挺耐心的，我和他來回數次對話以後，他也沒有再說甚麼。
相對而言，同車的E就鬧出了很大的動靜。彷如巨人的他總共由四個警察看守，他也拒絕提供個人資料，給出的理由也和我一樣。大概因為他要被抬上車，所以警察對他的態度非常差。E解釋完以後就不再說話。某警察屢問不果後，就開始大聲的說：「我懷疑疑犯昏迷，可能係用左精神科藥物。」E才開口否認，以及再述說一次不合作的理由。然後，就是漫長的平靜。
對話
在那份寂靜之中，我幾經思考，還是有點覺得不告訴他我的資訊這種所謂對抗也沒有甚麼大作用。所以在下車以後，我還是向警察W說了我的身份，然後說明了我的想法。但我也重申，我不認同這是合理的拘捕，只是覺得用「不告訴你我的名字」來麻煩你有點無謂罷了。警察W也一改口風：「其實我也頗認可你們做的東西，那些爭取民主的；但是，我以前讀過，有一些東西是屬於所謂對錯的範疇，但有些東西卻是法律的範疇，而這兩者不盡相同。」我有就很自然的回應：「那麼如果對的東西是不合法的，應不應該做？」
在我們下車步入警署，等待的時間，這樣的來回對答並不少。雖然大部份時間也是我在說，但他還是有嘗試積極回應，或者應該說是辯護自己的立場，例如指出社會安寧的重要性。而我，一半是因為他的友善，一半則是悶得發慌，所以滔滔不絕，甚麼警察其實是國家機器，是維護著既得利益者的秩序等等。很多時，他都無言而對，例如我指出歷史上為何大部份的警察都不會幫助貧苦大眾的變革，而是站在當權者的一邊。但他的無言也不是漠然也不是倔強，而只是一臉一時想不通，卻也沒打算改變自己的立場的樣子。在這個過程中，我忍住問了他的名字，怎麼稱呼。我想，這大概是我們這段奇怪友誼的正式開始。
在警署之中，其實要做的就是等待。因為有不少示威者，所以輪候的時間頗長——說起來與到公立醫院也差不多。唯一的不同是等待診斷與等待被檢控與否。在那些期間，我們也談了很多別的東西，例如我是讀哲學的，他則是四年差人等等。基本上我們的對話都很平靜愉快。當然其中也說了一些不中聽的東西：他想為自己的同僚辯護，指出其實他們的態度也不是刻意如此。「就比如說你這種比較願意合作的示威者，警察對你們的態度還會是不錯的。」我氣憤不過：「不是說過了嗎？我們認為拘捕不合理，也就自然不覺得需要合作。」但就如以往我們之前的討論，都是沒有甚麼結果，我們彷彿也不期待甚麼結果。
矛盾
到了這個時候，我無法否認我基本上無法對W燃起任何的憤恨。的確，在立場上我們無法獲得任何共識，但在相處上他對我是相當的照顧。他為我仔細解釋了所有被捕後的步驟，我說我痛風需要喝大量的水，當別人都是一個小小的紙杯時，他則給我找到兩枝，他還幫我向上司爭取批准我吃藥——而結果當然不成（要吃藥則要去醫院，讓醫院即時開）。他也沒有為我帶起那條用作識別的手帶，說：「雖然不算甚麼，但扣著手總是不舒服的。」雖然在上司來的時候，他還是再詢問一次是否可以這樣。不過說到底，還是他那沒有高高在上，耐心討論的態度。不像一個三柴的警察Q——一來到面前，他便一臉冷言的說：「我自己是政治中立的，我不會理會你們為了甚麼原因幹甚麼，你就是怪責我政治冷感也沒辦法。」如果說W還有起碼的勇氣去討論，我從警察Q身上看到的就只有怯懦。
落口供的小事
由於我沒有帶銀包與身份證的關係，所以很長時間警察都將我與別的示威者分開處理。在等待朋友拿身份證來的同時，CID R 則負責幫我落口供。他大概是一個很有資歷的CID，別的PC與CID見到他還是哥前哥後的，W對他更是恭敬得不得了。如果說W是一個正經八百的標準差人，那麼R就那種過盡千帆的老差骨了。W大部份時間總是將手搭在我的肩上——標準的防止我會逃走，或是反抗的姿勢。R則是非常從容，基本上是讓我隨意在他附近走動。他甚少說話，但久不久就會展現出他的幽默——即使還是那種正經八百的幽默。在得知當天是我的生日後，便打趣說了句「年年有今日喎」，我也不禁哈哈大笑。
落口供也是很沉悶的過程，因為我們彼此都知道我甚麼也不會說，R也就沒說甚麼的，默默的寫著。W也是坐在旁邊，期間，我的朋友拿幫我拿了銀包來。W便和R說要去幫我取。R很隨意的說了句，去吧去吧。然而就在這時，他突然間的轉了語氣，認真的對W說：「在取銀包時叫他朋友將所有的錢拿掉吧，要保護好自己。」我也不意為然的說了句：「嗯，也是的。」
離去
在這一切都完結，已大概是五六小時以後。我自已的判斷是，警察是不會拘留我們的，畢竟拘留我們也沒有甚麼作用（我們基本上不會潛逃，也不會「通水」令警察行動失敗）。我為即將可以抽煙感到無窮的興奮，連帶我對W的個人與身份的衝突所帶來的巨大張力也暫時忘掉了。W不斷勸我要保釋，說在這裡乾坐著也是活受罪（若示威者選擇不保釋，警方最多可拘留疑犯48小時），還說這麼多人的話大概連錢也不用。我也認真的說了一次：「我是不會保釋的了，反正要起訴我的證據大概也收集足夠了，告不告，說到底還是政治決定。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來吧。」W與R也就沒有再說甚麼。
果然如我所料，全部示威者也是無條件釋放——統治階級是不會想負起扣押示威者的政治代價的。在這相當值得高興的準備抽煙時刻，那些張力也慢慢的從新浮現。離開途上，別的警察到已經回去，W幾乎送我到差館門口。我本來想和他握個手的，最後還是沒有，就連那拍他肩膀的手也是虛弱無力。
對碰
出來以後，見到朋友E。和他說起在警車上的事。朋友E不是那種多說話的人，也難得的仔細的說了自己的想法。他很明顯是有傷的，但他拒絕驗傷，不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小兒科，而是和警察衝突有傷本來就理所當然，而且這種程度的傷也不見得喚得起社會的關注，又何必多此一舉？我那時的心還是相當混亂，雖則大體上認同他的分析，但還是說了句為了後來者還是應該驗傷，寄望有用，始終我們還是希望在和警察衝突時盡量減少傷害。E沒有再回答——那是他不大同意但又未有心情再作解釋的表現。他轉而說了別的事：「其實那些警察，在武力上我們真的不可能抗拒。那麼，我們所謂的抗爭又應該是怎麼一回事？我應該再去盡一些嗎？我不介意犧牲，但那犧牲的價值又是甚麼？如果說要退一點，那又應該留有餘地到甚麼地步？那價值又是甚麼？」這次輪到我默不作聲。心情也更加差了。
我在最後一刻拒絕了和朋友一起離開，獨個兒到了警署海旁思考，其間打了個電話給朋友C。我向C述說了我的張力，究竟我應該怎麼面對W？C沒有直接的批評我，而只是述說了自己的經驗。她也是被抬上車的，是故女警一開始就大喊叫C合作點，而C所說的只有一句：「我可以同你講清楚，我一向是非常憎恨警察，用不著覺得我會和你合作。」這種明顯的敵對也就自然使那些自然相處無從發生。我對她的回應感到有點吃不消，就說了句：「那不是自欺欺人嗎？他在警察之前，還首先是一個人吧？」她以平靜語氣回應道：「警察在那些位置，就是會打壓群眾，而這沒有可能使我不憎恨他們。」
悲喜有時
在告別了C以後，我有點難受的自己一個人獨自返回中大。我不能否認我是挺喜歡警察W。他的細膩與敦厚，以及其堅持都是我所擁抱的特質。這大概也是我會費神多說自己的理念，幻想他能聽進甚麼。但我將一切從新回憶一次，就發現我們所謂的友誼，或是我們相互之間的友善，是建基在我的合作，以及他上司的批准之上。如果我一開始就像E，那麼我得到的或許未必如他般差，但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分別。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維持社會秩序，打壓反抗的群眾的事實從未如此清晰的展現在我眼前。那種行令禁止，由上而下的層級結構；那種擁護既存秩序的意識形態洗腦；那種獨立於民主議會直接監管的特質……所有通通以往讀到的分析就像冷雨般灑下來。在我未意覺到之前，我和警察W的關係就受制於我們身處的位置。C是說得很對的，就如CID R一樣——敵我分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想起警察W那些有條件的溫熱。即使如此，那種溫熱可以維持多久？在一次又一次打壓示威者，上級一次又一次的訓話，或是純粹一次又一次證立自己的行為以後，所謂的友善大概也會消失殆盡吧？警察W以後到底會怎樣？是會慢慢變成Q？或R？
這他媽都是資本主義惹的禍，我不禁想。我自然知道這是未經細想的借勢埋怨。但再想想，卻是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