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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裏倡議文化的搭橋人(「MCS X InMedia 文化維穩與起義沙龍之三——文化治理:藝發局到文化局」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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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文化政策呢?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應擔當怎樣的角色?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與獨立媒體(香港)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50 多位文化界友好,一同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的挑戰。

文化界討論成立文化局,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人已提出如何脫離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制訂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文化局隨着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它的角色有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宣部的憂慮。

茹國烈:民間如何推動文化

茹國烈指出,早於1994 至1995 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發局所擔當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1998 年的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1990 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 「文化產業」這概念在2000 年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電視等,亦被視為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2000年後成立的,不過它隸屬於經濟及商業發展局。

茹強調民間一直在推動藝術文化的政策範疇,在政府推動產業之前,民間一直有嘗試把藝術帶進社區。直至2000 年後,政府吸納民間的藝術發展工作,推出「文化大使計劃」等活動,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青協等,亦開始為服務對象提供藝術活動。2003 年後,香港發生了一連串與保育相關的事件,如灣仔利東街、天星與皇后碼頭保育等,當中不乏文化藝術家的參與。與事件相關的討論,讓社會對歷史、文化身分、公共空間等有了新的思考和想法。在民間的壓力下,政府重整了古物古蹟諮詢會,又開展了歷史建築計劃。

近年,藝術文化又開始和「城市規劃」及「綠色生活」扯上關係。自1994 年起每隔三四年, 「文化藝術」便因為民間的參與而重新被定義,不斷擴大。

陳清僑:衝突的源頭

陳清僑則重點談發展香港文化政策的問題和趨勢: 「香港的文化政策發展出現了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兩點,首先是香港獨特的殖民歷史。在殖民地年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但不同的文化行業自然地發展,結果當政府要介入時,文化被分散切割到不同的政策部門去處理。第二個問題是,僵化的官僚體制(或公務員體制)難以靈活推動文化。香港的官僚體制發展了數十年,有一套慣用的模式,但文化的發展從來是在體制外的,兩套模式必然有衝突。當我們有了文化局,即使局長是個很有文化視野的領袖,但局長如何與官僚系統訓練出來的公務員協調或合作?香港的公務員訓練只培育『通才』,缺乏文化知識和視野。」

除了以上一些固有的問題外,香港也要面對一些新形勢。一是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土或區域文化的全球化。二是中國崛起,近年中國很積極地發展和展示其軟實力,香港必然受很大的牽動。三是新特首上場,坊間都在說他有新的任務,並引起了最近一些爭論和疑惑,這些改變又會帶來什麼新的狀况?

黃英琦:油街成就了什麼

黃英琦指出,民間力量一直帶領着本土文化發展: 「過往很多文化政策的進步都是由民間推動的。我舉幾個例子:一是北角油街。香港的藝術創作空間不足,民間和藝術團體便進駐租金低廉的油街,幾個月就成了有機的藝術村。後來產業署要遷走這班藝術家,經過民間團體的討價還價,又容許他們搬到土瓜灣的牛棚。隨着西九的討論,又出現了對文化空間的訴求, 於是政府又興建了石硤尾的JCCAC。如果沒有油街, 就沒有JCCAC,整件事是自民間生成的。另一例子是西九。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一夜之間成立,來自各界別的成員聯合做了很多動員和推廣工作,在牛棚至少舉辦了五六次大型論壇,並刊登大量廣告。結果,西九在2006 年初得以推倒重來。又例如教育。政府的教育政策從來不重視藝術教育。但民間補足了很多政策的空位,如2006 年成立的兆基創意書院。這種公民社會帶動政策發展的狀况在其他政策範疇不常見。新成立文化局將要面對強大的民間力量。」

在這個民間主導的力量下,黃提出了共創(Co-creation)的概念: 「政策需由下而上,由社區參與,co-create 出來,不能由上而下, 閉門造車。

Co-creation,不是搞一個大型諮詢會,每人舉手說3 分鐘那種,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下而上。上星期我去了英國,遇見我的好友,丹麥文化局長。他告訴我一件開心事:他邀請了15 個由18 至25 歲的年輕人,擔任他的Young Adviser's Council,因為政府裏已經有很多成年人做決策,他就找些青年,每3 個月一次與局長會面,討論如何改善文化政策,文化局會嘗試落實他們的建議。香港的文化局能實行這些嗎? 」

至於如何打破僵硬的官僚分工和分散的決策,黃指出文化局應擔當文化捍衛者及倡議者的角色,把文化政策滲透進其他的政策範疇,例如在地政和規劃,如今文化最缺乏空間,但文化局長是否真的能去規劃部門,找這些空間出來?又例如媒體空間上,文化局是否應在例如版權條例上向商務局表示反對?又例如文化和旅遊,一些社區文化景點,如灣仔藍屋,將來能否發展成有文化教育意義(而非由消費形式堆砌)的旅遊景點?

「文化界聯席會議2.0」的周俊輝在回應時則提出有關文化局的討論存在分化文化界的隱憂: 「最近看電視談文化局,節目指出目前大部分資源都落到九大藝術團體的資助,其他行家看到,當然不高興。我不希望圈內出現分化。此外,圈外人也會以資源爭奪的角度去理解。昨天我去了一個電台做訪問,一位聽眾說,那麼多老人在執紙皮,民生應是優先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人視文化為『精英』的東西,與基層對立。但文化其實與基層的生活息息相關。」

此外,台下不少回應均認為文化與政治無法脫鈎,尤其是當香港沒有制度民主時,文化局會否被建制動員民粹的政治所牽制?甚至服膺於管治者的政治圖謀呢?在這政治張力下,有的質疑文化局是否要急於上馬?有的則認為民間要做好準備,監察文化局的一舉一動。

文:林藹雲、阿釘

(文為「MCS X InMedia 文化維穩與起義沙龍之三——文化治理:藝發局到文化局」之節錄。原文刊於2012年5月25日的《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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