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濫用濫發膠袋的情況，可以用「汜濫」形容。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就膠袋議題開腔，指香港人每日丟棄3,300萬個膠袋，即平均每人每日扔掉五個，所以政府會「參考海外在膠袋稅或收費上的做法，探討這些措施在香港的可行性」。
膠袋問題雖然嚴峻，可惜主責的環境保護署似乎漫不關心。有助理署長近日回應此議題時，竟然說膠袋是社會「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既讓大眾有政府不戰而降的錯覺，也有「卸責」之嫌。
回看唐司長的描述，則其實只能平面地點出膠袋的問題，卻未能立體地帶出事態的迫切性和嚴重性。
1999年，市民每日棄置的膠袋量「只有」15,00萬個。到了去年，這個數字已急升至3 ,300萬個。換言之，在短短五年間，我們扔棄的膠袋數量，攀升了一點二倍。
愛爾蘭四處棄置的膠袋窘境，多得被譏諷為「國旗」。即使如此，其每年人均307個的丟棄量，亦只佔我們1,825個的六分之一。試問政府怎樣回應？
如果膠袋真的是必要的惡，也是主責部門無能以對，放任塑膠成社會腫瘤的後果。反塑膠運動健將諾曼.梅勒在1983年的《哈佛雜誌》就寫道：「有時候我覺得宇宙有一股邪惡的力量，好比社會的惡性腫瘤，那就是塑膠。塑膠無孔不入、不斷轉移生長，深入生活的每一個面相。」
要知道，我們可以把塑膠切碎、打破、掩埋、焚燒，但就是不能讓其死亡、分解。這正是膠袋可怕之處。
前述的愛爾蘭痛定思痛，推出膠袋收費後才半年，便把用量減少九成，成效有目共睹。澳洲在2004年也訂下五年減用一半膠袋用量的目標，結果光在去年，全國便透過自願形式，減少了17.5億個膠袋，相當於整體用量的四分之一。
減用膠袋也不是「先進國度」的專利。早在90年代初，印度旅遊地點拉達克的婦女組織 Ladakh Women's Alliance，便成功爭取在區內禁用膠袋，並把每年的五月初，定為「無膠袋日」( Plastic Ban Day )。
明顯地，我們在對付膠袋問題上遠遠落後於國際，也欠缺承擔。政府年前推出的「潔黛小姐」膠袋回收計劃，公關效果大於實際，大概沒幾個市民知悉，回收效果自然差強人意。而我們的三色回收桶，原意也不包括膠袋，以致用完的膠袋也苦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