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婦女節，我們會以香港的女性移民工為主題，有一系列的文宣、放影會與行動。香港有多達30萬名移民工，是很少受到注意的一群女性為主的弱勢群體。她們來港工作與家人分隔兩地多年，但同時不斷受到歧視與誤解。或者我們可以在今個婦女節，對她們作多了解一些以及作出團結的行動。
作者：劉況（左翼廿一成員，教師）
去年，在外傭按法律程序申請居港權的議題上，自由黨、民建聯和民主黨反對，公民黨和社民連支持。11月區議會選舉顯示，支持一方失去不少選票，加上幾次「愛護香港力量」發起反外傭的遊行，令人不得不檢討外傭的爭議。反對者的基本出發點是，外傭來港打工，因而不屬於基本法規定的「通常居住」香港的人士。支持者則表示，外傭官司的意義在於，法律上必須澄清依據什麼原則給予外地來港人士居港權，基於法律上人人平等，外傭應跟其他外地來港人士一樣，得到平等對待，否則就可能構成歧視。兩方觀點，立足於法律上對香港居民的界定，民建聯、自由黨和新民黨主張人大解釋基本法就可以解決問題，而公民黨和社民連則反對釋法。
本文希望說明，法律層面的爭議沒法令我們正視，外傭來港工作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的脈絡。根據美藉人類學家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持續十多年的研究，其著作《聽人使喚的香港女僕──移民工的故事》[註一]可以令我們看見，外傭現象折射出本地勞動市場的階級問題和性別壓逼，這是大多數港人和政黨不願正視，亦不敢處理的問題。
揭開自由市場的幻象
首先，回顧外傭來港的歷史背景，有助揭開自由市場和自由選擇職業的幻象。我們強調，外傭簽署僱傭合約來港，受合約和相關政策所約束，跟本地勞工選擇一項職業，或去選擇一件商品，十分不同，數十萬留港的外傭面對的處境，並非簡單的你情我願的結果，而是一系列的歷史條件所造成。外傭來港做家務勞工(foreign domestic helpers)，源自1973年香港政府輸入外傭政策。港人為何需要外傭？郭思嘉指出，六十和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經歷了重大變遷，雙職家庭出現，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大增，雙職家庭(double-income families)導致家務勞工短缺。不難想像昔日在工廠的女工，可以享有較高的收入和較獨立的生活，而白領女士日漸增加，產生家務勞工的需求。顯然，外傭來港工作，正好令本地婦女外出工作不致疏忽照顧家庭。
其次，為什麼不聘請本地勞工？一般認為外傭來港打工，比其本國賺取的收入更高，這固然是事實。然而，人類學家的敏銳觀察指出，我們不應忽略本地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七十年代新興的中產階級不再接受被傳統家務勞工「馬姐」那一套教養子女的文化，馬姐年紀一般已屆四十以上，有生育和料理家務的經驗，會向年青僱主直接表達其觀點。反之，外傭中介工司向本地僱主推介外傭時，特別宣傳外傭年青，第一次來港，較被動和服從(submissive)，又可以教孩子英語，溝通沒有障礙，這正好合符本地中產僱主的心意。不少中介公司強調，泰傭和印傭比菲傭更加服從，印傭不及菲傭般西化、外向、獨立和有主見，因此僱主更容易駕馭他們。加上，印尼領事館積極保證印傭政治組織較弱，印傭投訴會比菲傭少，令1993年只有六千留港印傭，至2006年大幅升至十萬人，2009年有超過十二萬，服務超過五十萬港人。因此，表面上，外傭來港可以獲得更高收入，而且可以滿足本地中產階級由僱員變成僱主的滿足感，只需要付出低廉的價錢就可以無後顧之憂地追求個人事業。
有意營造的種族身份
三十多年來的外傭政策，造成港人對菲律賓女人和印尼女人的刻版印象，她們是港人的僕人，聽從港人的命令，也不被視為港人的一份子。與其說這是個人主觀偏見，不如說是政府、外傭中介公司和中產僱主有意識地營造的種族身份，以保證外傭不會融入本地社群而成為港人。郭思嘉引述1986年和1993年政府高層官員兩度表示，選擇輸入外傭而非中國內地勞工的好處是，內地人和港人多有親屬關係，而且容易融入本地社群從而成為「永久居民」。加上，菲律賓和印尼政府規定，外傭要續約或傳換僱主，就得回本國辦理相關程序，除了手續繁瑣外，更需再付費給中介公司，由此可以嚴格控制他們出入境期限，並令她們負債償中介費用，而服從於新僱主，不會輕易辭職或轉換僱主。換句話說，輸入外傭政策也是塑造港人身份的過程，外傭自然的種族膚色變成了人為的文化身份，成為打工階層中最低下的家務勞工，他／她們連基層市民得享的人權和社會文化權利都沾不上邊。
商品化的女僕
對中產僱主來說，外傭不是外勞，而是商品化的女僕。女僕必須馴服於主人，中介公司甚至標榜膚色較黑，臉上有疤痕的女傭，不會挑起男僱主的情欲，可以令女僱主安心。更準確地說，她們不是自由市場裡的勞工(free labourer)，而是馴服的主體(docile subject)，起身作息、行為舉止、衣著和談吐都要服從於僱主的命令，甚至打一通電話也要受到監視。在私密的家庭生活裡，外傭卻為監視和猜度的對象。郭思嘉記述一次奇觀的經驗，一個曾在馬尼拉當經理的菲傭，回祖國參加哥哥的婚禮後，把婚禮的錄像和她香港的僱主分享。中產僱主出於禮貌，一直把錄像看完，同時感到非常詫異，原來這位外傭如此富有。她來港工作，不是為了賺更多錢，而是「想看看香港」，感受這個大都會生活的方式。不妨設想中產階級能否接受女僕比他們富有？能否接受自己一向認為「愚蠢」和達不到他們要求的女僕，原來在菲律賓有田地，可以建幾間大屋？
階級的焦慮(class insecurity)，正好掩蓋了中產階級於本地勞動市場承受的壓逼。他們寧願忍受長工時，也不願意放棄高薪厚職，亦不相信集體行動可以改變勞動條件，因此他們期望外傭跟他們一樣，勤勞和服從，以維持既定的階級差異，從而得以繼續享有社會名譽和相對高的收入。郭思嘉的研究，以傅柯的理論為出發點，關注外傭置身其中的權力網絡，突出菲律賓、印尼等地和香港政府共同繪製的壓逼地圖。這張地圖上，印有外傭在假日時常聚會的遮打道，遍佈全港家居裡全程受監視的「私密」空間，外國領事館、中介公司、政府和中產僱主攜手鎮壓外傭一切不滿的聲音，以鞏固地區經濟差距造成的全球分工。作者特別把外傭在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期間示威的照片，放在全書的中間，可見她們齊整的遊行隊伍和團結的服裝，彷彿要求我們正視一群不被視為香港人的他者一直在香港抗爭，宣示馴服的主體同時努力反抗，力求成為自主的主體(autonomous subject)，在法律尚未為她們帶來平等的時候，她們團結的行動已經展現了追求平等的勇氣。
註一：Constable, Nico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