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大陸的歧視無可否認挑戰了塑造香港為文明之都的公民價值，而比反歧視仇恨言論更重要的議題，是每年數以萬計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以及每天百多個持單程證來港家庭團聚的大陸移民。這些人會如何影響香港社會，更甚之香港的主體性。

香港人之所以有「我者」跟大陸人「他者」之分，是我們享有言論自由、廉潔政府、公平法制，相比起北方黑暗的專制共產政權，我們更要堅守上述價值的堡壘。他們雖不是種族主義者所塑造邪惡的掠奪生物「蝗蟲」，但大批在大陸出生受教育，說普寫簡的大陸移民如潮湧般跨過深圳河定居，像陶傑所言他們意識形態上對北京的親近，會否「溝淡」港人將香港變成一個文化政治上的大陸城市呢？

有此焦慮者其實不止香港人，2005年七七倫敦爆炸案是穆斯林移民身份的犯案者把英國社會驚醒過來，同年巴黎市郊新移民地區的暴動也動搖了法國的移民政策。全歐瀰漫着一片恐伊斯蘭氣氛，穆斯林就是恐佈份子的偏見揮不去。挪威學者Cora Alexa Døving便發現到這股種族偏見跟前納粹的反猶主義有極相似地方：

（一）少數族裔以高出生率把歐洲從西方人人口手中奪走，裏通外敵的陰謀論；

（二）個人自由、耶教、兩性平等等體制陷入被顛覆的危機；

（三）左翼意圖推動種族融合犯下的幼稚病；

（四）排外政治本質的少數族裔宗教；

（五）少數族裔男性本質上會犯下性罪行，亦質疑其能否擔當主流社會的男性角色；

（六）少數族裔女性與兒童被壓抑的假設；

（七）用一些負面的事例去解釋少數族裔的行為，把他們塑造為沒有成就；

（八）少數族裔抗拒種族融合的先天障礙

（九）少數族裔不理性，攻於心計，佔有欲強，與西方的道德文明相悖；

（十） 強調必須奪回控制權，通過法律限制少數族裔的自由，卻與聲稱維持的西式自由相矛盾。

香港反大陸人士的理由至少已中了上述Døving提出除了（四）、（五）、（六）的其他特徵，而且「蝗蟲」 標籤是將社會某部份的族群貶為比人類要次一等的害蟲，這種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做法是為任何對那族群造的傷害開綠燈，無論是語言上、身體上、或體制上的暴力，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人了，那用非人的手段對付他們也是理所當然。這種做法在納粹屠猶前把猶太人貶為次人類（untermenchen）和盧旺達種族屠殺前都有發生過。 當他們的口號涉及了反猶的種族主義色彩，不可避免便要受到來自左翼的攻擊。而且不同於西方以耶教文化作他們的核心價值以抗衡伊斯蘭文化，香港至少民主派所擁抱的核心公民價值如人權和包容等，很明顯就跟種族主義相違。

種族主義與反移民論述之間總是難以劃清界線，但當歐洲保守派領袖如金馬倫和默克爾批評多元文化的種族寬容政策，總是很小心地用另一套政治語言，強調是資源、人口、移民的政策而非種族問題（就像新民主同盟現在行的一套），加強國族身份觀念。而且金馬倫更會稱讚新移民對社會的貢獻：「到醫院去你會見到來自烏干達、印度、巴基斯坦的人照顧我們傷病的國民，到學校去你會看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啟發我們的年輕人。」但他在文化多元和移民立場上卻是鐵一般硬。

加上歐洲的種族騷亂更大程度上不是因為本質上的文化差異而是歸咎於種族歧視本身。法國2005年跟英國去年的暴動都是在新移民聚居的貧民窟中爆發，尤其以法國的新移民負擔不起巴黎市內高昂房價，被逼擠出到市郊地區，形成了階級隔離的情況，貧窮和罪案因此滋生。倫敦和巴黎的暴動爆發點都是由新移民跟警察對峙下死亡，引起少數族裔對警察以至建制不公對待的不滿而發生。從歧視到缺乏社會流動，最後引發騷亂再愈加受歧視，新移民問題結果形成一個怪圈。

回到香港的情況，我們雖然見到對穆斯林跟對大陸人歧視的相似之處，但大陸人又會否像穆斯林在歐洲人一樣成為一個衝擊社會穩定的危機呢？

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香港人口從二戰後因大陸赤化而南下的大陸移民在1945至53年之間增加了五倍，當時族群間的文化籬藩在如「撈鬆」一類詞彙最能體會得到，也有定居超過幾代的印巴裔人，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八十年代的菲籍家傭，卻未有過大型的族群衝突，大家都能「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當麥理浩推出大型福利計劃更加不論新舊移民全民受惠，也未聽過有人會搶出來說不應給某族群福利。

跟歐洲更大分別之處在歐洲的本地人與外來人屬於完全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皆是排他性極強的不同宗教，加上了自殖民主義時期已經積下的新仇舊怨，矛盾極為複雜也不易解決。香港人與大陸人同為華人，語文互通，更加沒有宗教枷鎖或世仇。文化素養如大聲喧譁、地鐵飲食、隨街蹲坐甚至隨處便溺，完全是香港人四五十年前甚至現在都會發生的寫照，只不過港人發展起步早，國際視野廣所以陋習漸除。公民價值如自由、民主、法治更加是一些港人最近才學懂，很多港人仍然未學懂的概念。很多大陸新移民縱使帶着會遭譏笑的鄉音，依然用力學習粵語以融入社會工作。上述除了語言外都是縱向階段式通向國際標準的文化差距，而非橫向互相排斥像耶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差異。如是者穆斯林移民引起的文化衝突情況就不能應用於大陸移民在香港的情形。如果政府能好好梳理移民人口帶來社會和文化融合問題，倫敦和巴黎的騷亂便應該不會見之於香港。

不過為何上世紀一路以來的文化熔爐放任政策到現今似乎失效，反之更激起了前所未見，與歐洲人相似的陸港矛盾呢？雙非問題導致醫療系統瀕臨崩潰是最先於去年中引起民間行動登報抗議的問題，但其實公共醫療系統的崩壞又豈止於婦產科？公營醫院前線長年資源不足缺乏人手，曾蔭權卻推出醫療為吸引大陸客圖利的六大產業之一，令本來供不應求醫療系統更加惡化，公營醫院醫生跳槽到的大有市場的私家醫院薪金更加水漲船高。加上如Edwin Chau的《完全錯置的雙非爭議》指出，96%的雙非孕婦都有經政府認可的預約。與其說是雙非孕婦與香港人爭床位，倒不如說是政府向大陸中產階級販賣居港權的政策，如2006年策發會的會議內容指出「他們認為近來的趨勢，可能有助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待這些兒童適齡入學，可考慮讓他們來港，因為香港必須有穩定的人才供應，才能作持久的發展。」Edwin Chau加以註腳，會議關於雙非孕婦問題着眼點只是收費問題。

跟雙非孕婦相近，大陸自由行旅客觸發的D&G風波，只不這是推動六大產業中旅遊業的結果。即如筆者前文《D&G門外的香港精神》所言，所謂「歧視」港人其實正確來說只是歧視窮人，而這正正是沒有被提及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另一面。地產霸權以加幾倍租金趕走UA戲院、新光、文記等等無數承載香港歷史的老店，換上了貴價國際時裝名店，再一次體現了香港的主體性——不可挑戰的市場至上定律。

當再仔細審視族群對峙的暴躁背後社會的真正結構，才發現我們一直認為大陸移民和文化侵略是問題的源頭是大多不成立。最大的問題源於政府政治經濟的政策錯擺，而追溯下去必然要觸及政治制度中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及經濟發展一面倒單一化的癥結。

重歸移民議題，縱使雙非孕婦並非問題的主因，我們也不可忽略每年數以萬計取得居港權卻未必留在香港生活的雙非嬰兒可能衍生的問題。除了教育、醫療、房屋、福利政策需要配合，沒有融入過本地社會的他們將會怎樣影響香港文化政治也將會是日後要面對的問題？不過如果現在已經顧忌他們日後會以大陸的那套模式「溝淡」香港的公民價值則實在過慮了。當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每天都在破壞香港的民主力量時候，民主派要做的不是要多樹敵人，而是集中焦點，集中在佔據你應有權力的人身上。

貝加爾

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