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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釣到反日:由那些年的使命引發一種非官方、錯置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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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到每年必上的保釣戲碼:對於保釣人士被日方拘留/被驅趕,中方對日方的行為表示強烈遣責並重申釣魚台是屬於中國領土的「口頭」聲明。以往也甚得香港人支持的保釣行動,但這次開始有一些市民指責這些保釣人士和內地反日遊行的人為「大中國主義」、「賣港賊」、「被中共洗腦」等等,其實以近年香港反共(中國共產黨)情緒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下來理解,也不難怪! 保釣甚至反日遊行,無可否認的是離不開民族主義的行動框架,可是能否被理解成馴服於中共的國族主義,那就有商確的空間。其實,我不否認在保釣上演一場民族主義的戲碼有被官方干預的可能,例如在放鬆官方對香港保釣船和內地反日遊行的限制,不過這種官方主導的分析卻無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經驗性和它的歷史引力。

民族主義實在是一個很吊詭的東西。它看似民粹,但它呼喚的民族團結卻能瞬間模糊政治上左與右的對立──本港的保釣人士被日本當局釋放後回到香港機場時,它能令長毛(激進民主派)和阿牛(保釣人士、常到中聯辦示威的社運人士)等人竟能和劉夢雄等一些親中老左派笑笑口的擠在同一個電視畫面中高呼「維護釣魚台主權」、「釣魚台是中國的土地」。與此同時,在內地民族主義在看似受官方操縱,但它卻能輕易擺脫官方嚴密監控的「維穩」秩序──內地多個城市連日發生反日大遊行,聽聞遊行人士甚至破壞在路上看到的日本車子。本文旨在讓大家看清楚這種被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的複雜,不至被誤讀成「賣港」和「被洗腦」,下文將會由在承載著強烈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說起,以及在中共的政權下它如何形成一種對非官方的情感認同等。最後,如果給那些希望保釣的人,提出一個維擁中國領土完整的批判性行動策略。

那些年的經驗,那些年的使命
從70年代釣魚台遺留下來的,不單是中方與日方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更是一種被時、空遺忘的民族情感,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它只能透過捍衛一個有情義結的小島來實現。構成它的方式不像奧運那時忽然團結的民族主義,至少它沒有了歷史的引力或推動力。之所以說保釣的民族主義有其歷史的基礎,是因為始於70年代的由香港和海外發起的民間保釣運動正是要回應一個反對美日勾結來侵略中國領土的時代,同時也是內地政府與台灣政府為了國際的政治利益而對釣魚台反應冷淡的時代。90年代末中方在《馬關條約》中把「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而在二戰後這條約遭廢除,而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就由在1970年美日協議將二戰時美國佔領的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台)交還給日本觸發(這段歷史是來自維基百科的,內容比TVB的新聞詳細得多了)。歷史可以是一堆被官方亂拼的碎片,中共也拿「被搶去」的釣魚台來扮受害者,企圖將被指責的機會轉成對黨的同情與對國家的憤慨。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歷同樣載著一個個不能輕易磨滅的個體經驗。即是說,歷史的重現可以假造,但歷史洪流中個體生活經驗不易因時而異,縱使在不同政治時代這種認同卻努力找出其連續性。

有人質疑在共產黨統治中華民族的情況下這些保釣人士為什麼還要盲目地在釣魚台爭議上幫這個政權的宣示主權?或是扣他們一頂「大中國主義」、「賣港賊」的大帽子。的確,我們不齒中共的劣行,可是,一個人對一個民族帶著唇齒相依的認同,這種民族主義絕非一個政權能操控(尤其是現行資本主義的共產黨),它定與一個人的長期生活經驗有關,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年青的香港人與70、80年代的香港人的間一直存在的保釣「代溝」。

那些年香港學潮的「認中關爭」運動路線,來自89年前那些年的大學生領袖相信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會推動中國的政制民主化發展來為國獻身,在他們那個年代,推動香港「民主回歸」中的回歸兩字並未被視為第二次殖民,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認同並未像現在的脫勾。所以,藉著宣示主權的保釣運動受到大部分華人社會(包括三地和海外)的支持和認同,保釣運動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也是香港那些年學運甚至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推動中國的強大和民主發展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我們現在反國民教育一樣「責無旁貸」。

回到現在,雖然黨和國已面目全非,一個現代公民已經不能以愛黨的方式來實踐他愛國或愛民族的心,這些年的保釣運動,仍有著它的「純真」-真心希望國家強大,可是與認同共產黨的獨裁與否無關。再者,以筆者的社運經驗,看到這些保釣人士,在香港上至民主反共、下至民生的示威他們都一直默默參與。所以,他們對一個民族的堅持和承擔,蓋一頂大帽子在他們頭上也不要那麼牽強吧。

成長於後殖民/再殖民時代的我們這一代,釣魚台事件反應「冷淡」也不能說我們不著緊國家,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污名化保釣人士的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否定保釣運動給他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不小心掉進現時流行的洗腦話語、恐共情緒之中。

一種非官方的情感認同
就近日多個反日遊行的反應來看,我想未必是內地國民教育洗腦的後果,因為這種保釣引發的民族主義是雖是官方意料之內,但似乎是操控之外。它好像不是或不能由官方完全的操弄,面對「十八大」在即和內部派系鬥爭的中方政府反而要回頭安撫忽然爆發的一種情感認同和其激起的義憤。這時這刻這種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來自反日、團結的基礎,其「愛國」的慾望在獨裁政府下終不會轉化為「愛黨」力量和實際的政治力量。

雖然兩岸三地之間的官方或民間關係拉扯不斷,在面對保釣的民族主義面前,卻引爆大家心底裡同一份情感認同。在這裡認同保釣、甚至反日行動的人,他們不是只打嘴炮,更以實際的甚至帶有破壞性的行為去表達和滿足-維擁中國領土的完整性-的慾望。要知道,在內地除了漁民以外,一般市民是沒有出海權的,如果他們可以自由出海的話,我想不用香港人來保釣,他們早就保釣去了。有人認為國內多份「黨報」以三面紅旗(國旗和改成紅色的台灣的國旗)作封面來高調報導保釣運動是來煽動被洗腦群眾上街反日、官方優待反日示威者刻意鼓勵人民反日等等,但我卻認為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看法,官媒(重點不在報與不報)甚至官方的態度其實偏向回應和滿足來自民間的民族主義式的慾望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和香港的政治制度下,這種情感認同注定不會像日本(右翼)一樣能以選舉制度轉化為政治資本,而變成一種中方不易回應和不易壓止和的民間力量。再者,這種藉著保釣、反日行動來表達愛國的儀式中,民間的力量似乎無意識的把官方的角色抽空,不責怪它在軟弱同時也沒要求過它在釣魚台爭議上作出實質的行動,這確實與平時態度囂張和愛搶風頭的官員行為格格不入。整個反日遊行對中方政府的無視,轉為直接攻勢和破壞與日方有關的東西來發洩這種愛國情緒,是否意味著這種民族主義已漸漸地把中共騰空?而中共是否身不由己地作為一個協助發洩的角色?

「愛國」不是賣港的禁忌
在反國民教育、反西環治港的氛圍下,如果(尤其是港人)宣示的是「中國」主權,很易就被解讀成一個賣港的禁忌,但我們應否抽離一點看,以一種似乎擺脫了官方控制的民族主義來宣示中國主權跟認同共產黨的政權合理性真的扯得上關係嗎?對於我們這一代不能「體會」的保釣執著和所牽動的情感,是大家對民族主義中的「民族」存有差異的認同及認同的方式,縱使不同時代的人也很容易在反抗中共的抗爭路上相遇。堅持保釣的人,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造就了他們那個時代給予他們的目標和使命。而引起社會的支持或反對,那就是他們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時代和現時局勢的連結方式的問題。

現在大家擔心的國民教育所推動的所謂情感教育,可不同於保釣所實踐的民族認同,不是天天仰望國旗和唱國歌就能萌生的,這種情感認同與長期的生活經驗非常密切,就算你視自己為中國人,甚至愛的中國人,你亦可以為堅持打倒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努力。

一個的行動策略
對於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除了要了解官方所操縱的論述,也不能忽視個體的認同。畢竟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產生情感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不能雲端地全盤否定別人長久以來的生活經驗。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爭回釣魚台才能展現到中華民族的完整性,那民間的聲音和抗議就不應該反對日本搶奪或佔領釣魚台這麼簡單和情緒化,更是動員民眾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在與日本政府外交關係上龜縮,要求中國政府也派「船隻「巡視釣魚台海域,反對日本單方面擁有該海域的使用權才有實際作用。

我認為,現在的反日遊行未免只是一場民族情義結的自慰,更看不到其行動能在幫助拿回釣魚台的作用何在。要抗議的話,我覺得去要求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外交上表現強硬才對,而不是任由這個政府繼續作無力的口頭聲明!

最後,既然我們常批評官方在愛國論述上從民族主義的方向將愛共產黨愛國,現在正是一個好時機反擊它的合理性,把共產黨從民族主義這個神主牌上拉下來,因為它沒有在外交關係保障國族國家下「中華民族領土」的完整性。當然,這只是行動策略,就算中共真的保釣,也不代表它能完整其權力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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