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先生《香港城邦論》一書和他近期一士諤諤的撐「蝗蟲論」，引發巨大爭議。喜歡陳雲的朋友，莫不為其堅守本土利益而鼓舞，而該書也為本土運動提供了思想養分，矛頭直指後九七中共殖民香港的政經議程。陳雲的文字觸碰了政治主體方面的禁忌話題，即主權者原本承諾了的自治權，在國防和外交以外（包括文化、司法、規劃、貨幣和管治等層面）的準國家自治權力，並沒有如期兌現。有趣是，陳雲是五六十後傳統一代的反共文人，他的反共思想由九七前直接轉移到「後九七」，因而加進了許多新主題，包括自駕遊、種人種票、被規劃、自由行和雙非孕婦等「入侵」。陳雲嘗試回答，在新形勢下，香港人的政治主體該如何定位。當然，作者寫下了強有力的辯護。因此，爭議倒不在於本土不本土，而是在後九七的大陸問題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疑慮的言論。為什麼？
陳雲描繪的港人政治主體，以繼承港英殖民地的優良文化、公共精神和制度為本，但重點是，這一主體最主要威脅是「大陸」：專政政權及其衍生物，如極權底下人性扭曲的大陸平民。固然，陳雲的意義在於替我們捕捉那隻閹割香港人的手，然而，陳雲的混淆也在同一地方發生。所謂誤中副車，就是所有問題，一牽扯上大陸，就立即成了主體危機。
小便帝國主義的鏡像倒影
其中一篇於《明報》世紀版發表（也在網上廣傳）、探討陸客問題的文章，絕對是分析範例（編按：見2 月13 日「文字江湖」，原題「何解我們寬容菲傭，卻『苛待』陸客？」）。陳雲主張「遊客本來是行為放縱一點的，接待國的人會寬容」，同意寬容看待「星期天唱歌野餐的菲傭」，和「醉酒後街上小便的美國人」，但在大陸人身上，卻不可一視同仁，他寫「我們不會寬容大陸小童在街頭小便」。為什麼？但凡具備平等意識的人都會問。文章為我們提供的其中一個理由是： 「陸客的背後，拖着一個強大的中共帝國的身影」。但我想指出，這正是混淆之處。把一個「大陸小童小便」的場景，經意識形態的發酵，轉化成中共帝國入侵的意象。幽默點想，場景倒欠了點實感，譬如說傲慢的帝國兒童該在街道叫罵：「他媽的，香港人，我除褲屙尿啦！」
這反而讓人想起共產黨。中共不是動不動就扣人「被西方勢力利用」、「煽動分裂」和「搞港獨」的帽子嗎？我們忘記了公投期間，有議員喊口號時喊了句起義，即被親共人士上綱上線至「搞革命」的層次？
我們沿用了對手的修辭學，所謂「於無聲處聽驚雷」，你在一句普通口號中找出「港獨」的身影，我也在一篤小便裏頭嗅出「入侵」的滋味。
問題是，在上述那種概念置換底下，自由行的過度湧入所造成的「公德問題」不見了，剩下的卻是「族群矛盾」。所謂美國旅客、菲傭和大陸遊客跟香港的衝突，在此一框架下，已跟制不制度、文不文明或消不消費等具體旅遊政策議題無關。一下子，自由行成了帝國殖民工具，陸客個個彷彿成了翻版孔慶東呢。
主體鬥爭的內和外
然而這卻捉錯用神。先不論陸客把奶粉掃掉的一刻，是心底裏羨慕香港的現代化和食物安全，抑或總是懷抱着帝國情懷。問題在於，使自由行在香港無往不利的並非帝國，而是人民幣。實情卻是我們為了賺「人仔」，而迎來了一群可能在自己家鄉更不守規距的暴發戶，他們甚至不是其他選擇留港生活、總得入鄉隨俗的內地移民（港人內地妻子或畢業後留港發展的同學），而只是短途旅客。
2003 年經濟低迷之際，自由行是很多香港人的靈丹妙藥，主流社會一直強調吸引更多旅客和消費。直至今日，賺取人民幣莫不是人心所向。只要留意香港電影業因北上而變得面目全非的現象，我們就不會驚訝於尖沙嘴廣東道的變化。因此，如果把問題定位為「大陸併吞香港」，那我們就沒有面對自身的頑疾：香港缺乏像樣的旅遊政策，沒有追逐人民幣以外的經濟藍圖，更沒有其他願景。
如果想扭轉情况，想限制甚或拒絕旅客，那我們首先需要針對的也許並非「大陸入侵」，而是香港這個經濟城市的主流價值和領導霸權。現在，將香港內部的社經課題轉換成「大陸入侵香港」，把本土裏頭領導權的鬥爭外化再投射為「陸港大戰」，實在無益於我城的自治議程和公共討論，反而混淆了「公共政策」和「政治主體」的分析層次，轉移視線。
主權、政權和治權的分與合
80 年代的台灣政治，有個重要辯論可供借鏡。其時，反對運動要學習清楚區分出「主權」、「政權」和「政策」三個層次，以免大眾混淆。筆者嘗試這幾個觀念：首先是（1） 「主權」，就是向政治共同體追問「誰才是至高的權力和主人」，人民有被內部騎劫或外部入侵嗎？例如追問，到底是阿爺培植的跨境政商集團抑或700 萬本土公民才是香港的主人？其次是（2） 「政權」，它指向政治制度的設計，政府權柄的形貌，好比說政府該採納議會抑或行政主導的模式；最後是（3） 「政策」，涉及施政方向及資源調配的行動計劃。
當時，很多台灣反對派人士並不了解當中的統一和殊異。更甚者，為了獲得辯論或動員上的優勢，往往高舉其中一項而忽略其餘，又或只通過強調某一層次而淹沒其他。情况就如今日陳雲筆下的香港，使所有分析都推向主權層次，一切都離不開「港人遭大陸入侵」的命題，所有事情都難逃以陸港族群為分界原則的大哉問：誰才是我城主人！
主體的價值，除了自由，還有正義
這導致了壞後果。首先，若只沿這樣的思路了解陸港關係，我們會扼殺了許多事情。在破壞公德和入侵兩制之外，陸港關係存在許多層面，包括因工作、入學、交友和拍拖而來港生活的大陸人，他們與香港人的關係可以是鄰居、朋友、學習對象、過客，甚或不速之客，不一而足。誠然，匯聚於都市的不只是土著國民，還有因各種理由而來的遠方朋友，所以，城市的價值除了繫於共和民主之外，也繫於好客精神和尊重差異，而其捍衛者除了勇於自治之外，性格上也該保持開放和接納新生事物。尤其在政治主體的問題上，大陸民間存在大大小小的進步力量，只要翻翻南方報系的報章雜誌或上上微博，我們都可找到唾手可得的與中共法西斯周旋的經驗和啟發，於自治鬥爭乃有益無害。
更重要的是，我們追求的「政治主體」，不單只要求自由和自治，而且要正義對待他人，因為好的主體性，就是「自由」和「正義」都絕不偏廢。借用台灣學者吳豐維有關主體性的分析，我們該追求的既非「無正義的自由」，也不是「無自由的正義」，因為前者是自我的過度擴張，後者則墮入「一味為他人付出而喪失自我」的主體危機。「蝗蟲論」一役，就是過於追求主體自由，而忘了正義。
誠然，陳雲開啟後九七香港最重要的政治主體議程，鎖定了回歸後才見真章的自治鬥爭，替香港建築了一道防止大陸入侵的思想防護網。然而這還不夠，香港需要更豐富的陸港關係的分析：（1）區分不同層次（主權、政權和治權）的政治分析；（2）把「老爹是李剛」的大陸權貴和一般平民分別對待，而非泛泛的族群對立；（3）把戰線拉回本土內部價值方向之爭，扭轉政府失守的詭態。至少，我們面對大陸之際，不再老是產生別人入侵的幻覺，成為驚弓之鳥。擺脫捕風捉影的不安，才能成就有底氣的香港。
文．陳景輝 圖．Ying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 世紀．戰．陳雲 | By 陳景輝 2012-02-16
此文明報刊出之標題： 如何正義地對待他人？想像『蝗蟲論』以外的港人政治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