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識到一位韓裔日本長大的朋友，他說如果不玩音樂的話，他可能已經死了。在日本，永遠規律繁盛的背後，每年有約二萬五千人企圖自殺。跳軌，粉碎身體去拖延列車，可能就是對社會的最大控訴。
年輕的時候，我也說過類似的話：如果不玩音樂，我想我會到鬧市用刀亂刺途人，然後自殺。說的時候，感到毛骨悚然，因為是認真的。但是這些如果都不可能被引證，因為我們的確在玩音樂，也因此成為朋友，也沒死掉。然後我會想，連死都不怕的人去做音樂，會有甚麼結果？
我們的城市到底要把年青人折騰到哪個地步？我們從小就要用安靜換取肯定，用背誦換取學歷。很多人要到離開中學，才知道他們要當一個攝影師、一個音樂家，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把他們的才能扣起，久了，甚至忘記。我看見早輟學的朋友，多數都是較為出色的樂手，因為在學習的黃金時期，他們沒有被這個病態的教育模式拖累。他們很早便起步，去苦練一件能玩一輩子的事情，而不是去背一條一生人也不會再用的算式。當然你可以說，中學都有音樂堂啦對不對？如果你是個因為在中學的音樂課受到啟蒙而成為音樂人的話，請告訴我，我想拜會這個與眾不同的老師。創意教育家Ken Robinson說兒童都是天生的藝術家，只是教育會「教導」他們停止創意思維。其實也不用搬Ken Robinson出來，每一個教兒童繪畫、音樂的導師都會有相同答案。
然後，荒謬衍生荒謬。
學校的課都是為「貢獻」社會而設的，所以在校內越不受重視的學科，就注定永遠也不會受重視。在廠廈攪音樂場地，不合法；在元朗郊區自發舉辦音樂節，被腰斬；公共地方玩輕音樂，要申請。在香港，公共是假象，公共只是用來接駁一所一所的大型商場的橋樑，停下來寫生也會被拉。有時候我會想，可能西洋菜街的公共性是寬頻人爭回來的，表演活動都只是共生物。
因為香港人，對商業活動是理解的。
那，究竟一個城市要有多大的荒謬才會用到防暴盾牌去驅趕一個音樂會？
9月3日，朋友於寂靜無人的葵涌工廠區，挑了一天台位置舉辦音樂會。此舉靈感來自美國樂隊Jefferson Airplane於1968年的天台音樂會，也就是英國Beatles傳奇性天台音樂會的前一年。最大分別，就是Jefferson Airplane的音樂會是在紐約曼克頓市中心，Beatles那一次是在利物浦鬧市，從大白天開始。但是，我們都已習慣深夜走到沒人逗留的工業區玩音樂。
因為多數香港人，對音樂活動是不理解的。
經驗告訴我，其實無論你去到多麼偏遠，警察都會說有人投訴噪音而會強行終止音樂會。就算你有一千人、一萬人享受音樂，只要有一個警察口中說的投訴，你便要乖乖識趣。當然，我們永遠沒法知道究竟有沒有人真的在投訴、投訴合不合理，也從來沒有人梳理音樂是否噪音、法例是否適用等問題。我常想，香港的PA(現場聲效技師)是世界上最好的，因為他們要兼顧的人是最多的。
這次，為保護音樂會，觀眾築起人牆。結果警察連防暴盾牌也出動了，可能天太黑，誤以為結他是牛肉刀。然後警察強行拘捕觀眾，禁錮其他人於天台。有朋友怒罵：「玩音樂嗟，駛唔駛咁呀？」然後遭到警察怒目相向。同一時間，我在韓國釜山大學車站的河邊參與音樂會，有朋友還弄露天韓燒，吃得很美。我與他們討論這次於香港的事，他們說，九十年代的韓國也是這樣。
二十年。原來我們這麼落後。我不想等二十年，更不想在這二十年間只有旅行的時間才看到世界的好。
香港從來都是消費者(consumer)的天堂，創作者(creator)的煉獄。在這裡一直都鼓勵消費，但有一些燥動，是不能被買掉的。我想，藝術家或音樂家不會平白變成社運人物，而是因為社會的荒謬性約束，竟然令藝術或音樂本身變成社會運動。在這個意義底下，每一次音樂會，都是一次對現存制度的挑戰，都是一次運動。
很多人會說：警察都是人啦，不是他們的錯。正如地政署、食環署、發展局一樣，他們都是人呀，是制度的錯。我聽著覺得奇怪，是他們身上長出金屬塑膠，所以要重提他們是人的身份嗎？還是原來在制度當中我們就能泯滅人性？他們是制度的一部份，但是制度錯了，也沒有他們的責任？22年前，上頭命令你開槍，所以軍隊也沒有錯？我認為必須強調他們是絕對的錯，亦因為能辨認錯誤，才有機會撥亂反正吧。
有趣先生因為街頭賣藝被捕，只不過是一年前，現在香港人看待街頭藝人的眼光已經改變。我相信，每一次音樂運動都是教育。他們不明白，我們的燥動是不能壓止，是必需被正視的；他們不明白摧毀了一次音樂會，就會更加壯大音樂圈的聲音；他們不明白，我們在用音樂藝術建設家園。他們不理解音樂，他們不是玩音樂的人，但是我們理解，讓我們都去做教育，都去糾正錯誤。
讓他們出動武器吧，讓他們胡亂執法吧。五年、十年後，香港會不再一樣，因為沒有一個警察，沒有一個政府人員會說如果打不到政府工，會寧願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