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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西九」意識形態的面紗

 
 「華盛頓共識」是泛指三個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基地的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美國政府財政部。自九十年代初以來一直在全球致力推廣的一套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強調政府必須遵守嚴格的公共財政紀律、減低赤字、控制通脹、收縮政府的角色、公共資產私營化、改善外商投資環境、開放資本市場、推崇貿易自由化。

  簡而言之,「華盛頓共識」可以歸納為兩點 — 「政府退出市場」和以「企業力量主宰社會發展」。

  
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影響的國家必須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思路調整公共政策,才可以獲得國基會的財政支持。以諾貝爾獎得主及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史特(Joseph Stiglitz)為首的經濟學家,則對這些政策作出深刻的批判,指出「華盛頓共識」實際上使很多亞洲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受金融風暴的禍害愈演愈烈,解藥其實是毒藥,罔顧市民大眾在貨幣大幅貶值、企業大量倒閉、貧富懸殊急速惡化時所深受的傷害。這些政策保住了國際資本的損失,在實質上卻是劫貧濟富,把企業利益與重商輕民的價值觀凌駕於對環境、人權、民主與社會公義的關懷。

「華盛頓共識」無處不在

  在亞洲金融風暴一役中,香港有幸藉著豐厚的外匯儲備而毋需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緊箍咒。香港不幸,因此沒有對「華盛頓共識」的管治哲學作出深刻的反省,再加上本土特有的政治土壤,「商人治港」的格局,「華盛頓共識」潛藏的意識形態滲透到公共政策每一個領域而未受挑戰。「政府退出市場」的原則演變成「政府退出公共管治」而不自知;「企業力量主宰社會發展」異化成「利富損民」而不自省,終於釀成今天「西九」騎虎難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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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些含糊不清卻毋容置疑的邏輯,交出香港文化政策的管治權是要退出市場,單一招標是要遵守嚴格的財政紀律,不能按民意而變更是要保持營商環境。再加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特有的「商人治港」格局,特區官員震懾於商賈潛藏的威權,縱有良好意願,又如何能挺直腰板,捍衛公眾利益?

  國際社會其實早已流行一套對付「華盛頓共識」的解藥,即是特首董建華在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上宣布追隨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提倡社會公義破解魔咒

  針對「利富損民」的公共財政紀律,可持續發展提倡社會公義及以人為本的發展策略;針對「退出市場」和對私營化的崇拜,可持續發展提倡企業社會責任,建立「官、商、民」三方對等的夥伴關係;針對「重商輕民」對公共政策的扭曲,可持續發展提倡透明、開放、多方持份者的參與;針對無序發展對環境的踐踏,可持續發展提倡跨代公義,強調保護大自然的預防性原則。

  在「華盛頓共識」的掩護下,特區主要官員本著自身榮辱,方便施政的考慮,在城市規劃、環保、古蹟保育以至扶貧等政策範疇自我設限,公共管治空間正逐步退縮。已經獲得中央政府祝福而坐享政治特權的商賈,又如何能夠抵受誘惑,不乘虛而入?

 
 未知是否「沙士」的後遺症,特區正患上一種前所未見的「區格分裂症」。政府明明公開宣稱追求可持續發展,暗裏卻受盡「華盛頓共識」的百般擺布。更有甚者,異化後的公共政策摧毀了公平競爭環境,催生了市民的厭商情緒,很多願意肩負企業社會責任的商界精英也只得搖頭嘆息。

  「西九」是深化公民社會的重要契機,更是批判「華盛頓共識」的序幕,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里程碑。

黎廣德
信報200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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