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申訴專員公署公佈了《主動調查報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採購和註銷圖書館資料的準則和程序》調查結果，當中發現公共圖書館在採購及註銷館藏兩方面，均欠缺清晰理據，而且統計粗疏，公眾亦無從監察。調查亦指，康文署每年均採購七十萬圖書館資料，但未能清楚解釋當中準則。每年亦以廢紙的方式處理數以十萬已過時或損毀的館藏，當中包括圖書、期刊及雜誌等。何謂「過時」？「損毀」至甚麼程度才註銷？公眾根本無從稽考。從量化數字背後，其實揭示了香港一個怎樣的閱讀環境？而每年以超過一百萬資源運作的公共圖書館，給了我們何種文化願景？
知識為本，應公開處理館藏的標準
館藏是每個圖書館的核心。台灣學者王梅玲教授寫道：「『館藏發展』（Collection Development ) 指圖書館有系統、有計劃地依據既定政策建立館藏、並且評鑒館藏，分析館藏強弱，探討讀者使用館藏情形，以確定能夠利用館內及館外資源來滿足讀者資訊需求的一種過程。其內涵包括：社群分析、館藏發展政策、選擇、採訪、館藏評鑒、館藏淘汰等活動。」
現時，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購藏及註銷標準，公眾都無從得知。而報告亦有花大量篇幅，直指問題的核心在於採購及註銷工作兩不配合。 負責增購和檢討館藏的「館藏發展會議」由各級圖書館館長所組成，而註銷則由「部門物料處置委員會」負責，兩者並無溝通，亦無上述有關館藏的分析及探討。
比較台灣的圖書館，其在館藏方面會分級：0-5（未收藏的資源至重研究級別的資源）。不同書籍都有不同的採購原則，而且文件是公開的。市民可推薦及捐贈書藉，由研究員、分館主任、主管、設計師組成的選書小組會開會評核是否選購，亦會定期評鑑館藏數量、深度、比例。在註銷圖書亦有原則，「每年註銷量不得高於進書量」、「註銷量不應佔館藏的3%」，館方會以交換、贈送的方式淘汰圖書，並不會視之為廢紙。但在香港，公共圖書館在統中較粗疏，沒有評級或分類的機制。採購及註銷的原則不及台灣仔細。而市民若希望就館藏給意見，最便捷的方法是透過網上推薦採購書籍，建議成功率甚低，也無從得知不被採納的原因。
在註銷館藏的標準未明、公眾又無法監察的時候，會否規範市民接觸的圖書種類？又，部份政治敏感的書籍會否因而消失於公眾圖書館中？譬如說，現在圖書館仍然可以借閱到劉曉波的著作，最近註銷的圖書中，又有沒有此類書籍？如因破爛等無法修復的原因而註銷，又有否補購計劃？
永續生活，圖書館也要有可持續的願景
近年，出版的印量少了很多，書是「扔一本少一本」，若果因為破爛的原因而丟掉書籍，一則難以補購，二是坊間也有一些修理書本的專家。政府掌握資源，何不嘗試推動書本的再生計劃以及扶植相關的手藝技術？可知一本書的價值，不單是入面的文字，設計、排版及的印刷等，也是一門不可忽略的手藝。若能順利推動，則既環保，又能保存文化。
可惜，現時註銷圖書的處理方法，亦只跟據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行事。過去康文署曾嘗試兩次捐贈三百幾本書予民間團體，但稱成效不彰。另一邊廂，其實民間近年躍現了為數不少的漂書活動及街站。有些是以活動形式，或有些是在街上設書架，在街頭上讓知識流動。到底也許並不是香港人不愛書，是以單單一兩個部門之力，難以在官僚制度下，讓書本去到有心人手上吧。但筆者相信，若政府部門足夠重視，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公民平台，應開放機制讓公眾參與
筆者就此曾向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委員了解，委員稱，即使在委員會中，亦難以著力改善。會議每三、四個月舉行一次，每次都只是走馬看花，就算對圖書館作出建議，但都難以監察是否有落實執行及相關進度。一切決策，如調查報告所言，皆是康文署轄下的館長處理，「委員會不過是花瓶」。
同樣情況出現在區議會，就以筆者所在的灣仔區議會為例，所屬地區的圖書館會派代表列席相關的委員會會議。簡介的內容相對單一，委員亦於每兩個月左右的會議上，提出改善建議，但到底建議如何落實推行，則無從得知。
圖書館不是管理圖書，而是以人為本的知識寶庫，影響每一個使用者的文化生活。我曾在會上反映市民多次提出館藏意見，卻不獲接納，並詢問原因。代表稱，區議員（本人）所提議的清單已全數成為館藏，但問題的本質卻是，一個願意就圖書館提供意見的市民，多次提出意見，卻只有石沉大海。如此反映出現在圖書館的管理情況，實在需要更多人性。圖書館一方面在想如何透過高科技去「增加閱讀風氣」、增加借閲率，卻與忽略了讀者或市民的關係，這些關係並非以一些煙花式的活動可以處理，參考2009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建議圖書館）與我們的社區連結並教育、培養人民，圖書館長與資訊科學家要扮演教育者及個人知識顧問，而非單純的管鑰者或互聯網看門人」。
作者為楊雪盈（香港文化監察主席、灣仔區議員）
文章刊於2017年9月25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