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政經

時代分岔囗上的強勢與反彈

廣告

廣告

唐英年的「車毀人亡」論惹來不少批評。演辭中最為引起質疑的有兩點:一,跟瀰漫社會的官商勾結指控商榷,唐先生咬文嚼字的稱之為官商合作;其次,唐更輕率地將「社會運動」,跟流血暴力扯上關係。這無疑是製造恐慌。也許,連這位熱門特首候選人也料不到,輿論產生強烈反彈。據悉,這是未來特區政府 的一次逆流而上,旨在向公民社會宣示強硬領導立場。然而,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強勢」真的可以解決一切嗎?

既得利益集團掛在唇邊的「委屈」

當唐英年談到官商其實是「合作」而非「勾結」之際,我彷佛又再聽見近年既得利益集團常常掛在唇邊的「委屈」。我腦海浮現出去年6月份討論政改的片段。不少功能組別議員感覺自己被誤解,並且不倦地「重申」:立法會內工商專業界別的代表有其特殊政治「貢獻」,說那其實是「功能」而非「特權」。又例如,面對「地產霸權」的批評,地產財團也賣力地「重申」房地產如何創造了國民經濟收入,自己又怎樣的不吝慈善與捐獻云云。可是,時代到底不同了,這不是一番重申可以了得,而唐司長、議員和財團也不該指望,重申舊答案可以解決新問題。

不過是30年前,如唐司長般的官商合作論並未引起太大反對。80年代,中方為了平穩過渡而拉攏資本家階層,延續了殖民地的不平等政經格局,讓我援引前新華社 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話:「未來的港人治港 ,其性質是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所謂「資產階級為主體」,意味著信奉一種先後次序,先維護資本家階層的利益,然後香港自然得益,而資本家也會同樣為了自己而維護這裏的繁榮。按照這種港人治港思路,回歸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設計、第一任特首和唐先生的商界出身本身、大財團優先於「各階層」的治港邏輯,以至後來的胡錦濤 與李嘉誠 握手,一切都那麼理所當然,是「合作」而非「勾結」。但是,老調能重彈多久?

不再是未醒覺的殖民都會

另一方面,面對公民社會的壯大,唐司長竟製造起政治恐慌來,這是在傷囗上撒鹽。五、六十年代,多少中國人是因國內的極端政治鬥爭而避走香港,從而對政治的一切感覺既懼且厭。六七暴動後,情况猶甚。其時,殖民政府和保守勢力,更「積極地」利用暴動後的餘悸壓抑正在迅速成長的70年代公民社會(包括:1968年中文運動、1971年的七七維園大示威、1973年的教師大罷課與反貪污捉葛柏等)。那時候,社會運動莫不頂著社會裏上上下下的政治恐懼。撫今追昔,唐司長,在你口裏吐出流血暴力的妄語之前,你有否想過,曾經有多少香港人因這般恐懼而疏離於公共生活?跟政事保持距離?你又是否知道這數十年來,要經歷多少「恐懼、突破恐懼、行動、打壓、再行動」的循環,才使香港的公民社會能從恐懼和無力之中成長起來?

今天,乘著前人的努力,再結合近十年公民社會運動在意識和方法方面的突破,我城不再容易被恐慌壓倒;唐先生所管治的,也不再是個對政治充滿恐懼和未醒覺於地產霸權的殖民都會。唐先生的失言告訴我們,任從政者怎樣渾身霸氣,但若迴避時代的分叉囗,鑽進的只能是死胡同。

2011年1月22日@ 明報Forum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