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書介:媒體教育還是道德教育?讀《媒體教育》

私房照事件發生後,有本書是我不離手的,那就是白金漢(David Buckingham)的《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作者二十多年來投身於媒體教育的研究和實踐工作,既身為師資培育者、前綫老師,同時是研究者和理論家。早幾年他另一本分析媒體世代
的姊妹作《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長大的兒童》也是筆者手邊的至愛讀物,兩本拼合來看,十分適合用來思索私房照事件後的教育問題。

事件中,形形色色的新舊媒體扮演了關健角色。首先,私房照從網絡世界散佈開來,換轉是少數精英把關下的大眾媒體根本無法流傳,這意味著當代人發送和接收種種資訊、知識的發源地已和電視世代不同,兩代的媒介經驗因而有別;然後,在網絡之外,對整件事的評價,甚至道德審判,大眾媒體「代表」的輿論仍是發揮重大影响力的所在;更重要的是,事件的主角本身就是棲身媒體的娛樂名人,她們在人前的舉手投足,也就是各式的迴避、交待和現身,除了反映自己的取態,至少包括了兩個關於媒體工業的層次:明星形象的塑造和娛樂公司的利益盤算。凡此種種都表明了這是一次媒體事件。

因此,由這次事件引發的教育恐慌,老師的回應之道不應只是「開放地談性」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如此簡單,而應該深入探討型塑(Shape)事件走向和人們經驗的媒體過程,讓學生更能從事件中掌握今日社會的複雜性。《媒體教育》無疑有助於完成這項教育任務。

為何要媒體教育

媒體在我們的生活經驗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試想想,人們每天花費多少時間在報紙雜誌、電視廣告、連續劇、流行歌、電台節目、電腦及電子遊戲等事情上就知道了。根據書中的問卷調查指出:兒童花費在電視的時間多於在學校的時間,而僅少於睡眠時間。所以,電視早已被視為「平行的學校」。

經常被白金漢引述的媒體學者夕爾福史東(Roger Sliverstone)在其著作《Why Study the Media》更直接了當視媒體為「經驗的一般性結構」(general texture of experience):「這個語彙指涉那些觴觸及生命基礎本質的經驗,與那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或在與他人共處、溝通時必然會擁有的經驗。」(Roger Sliverstone,1999)私房照事件席捲學校,弄得教師父母人心惶惶。也許,這不過是把傳統學校一直不重視的媒體經驗,以最刺眼的方式彰顯出來罷了。其實我們的感知世界早在事件之前就已被媒體穿透。

媒體教育的兩面:防禦和民主

正如今次事件所引發的教育呼聲,一般都是通過防禦的立埸來看待媒體,這也是媒體教育此一領域數十年來的主要立場。「防禦」指的就是把媒體視為腐化青年心智、破壞道德價值的洪水猛獸,媒體教育不外是藉此宣揚某種道德理念的手段,完全略過媒體運作的各種複雜環節,及其可能的正面作用。

另一邊廂,一些媒體教育倡導者(如作者),則視媒體教育為社會民主化的過程:學校教育的內容被視為必須連結青年校外的生活經驗,從他們的生活出發來製定教學日程。事實上,傳統教育傾向重視唯一經典的媒體:文字印刷媒介。教育目的因而只在於把學生訓練成「識字的」(literacy),並輕視了聲音、影像等其他語言媒介,視之為缺乏文化深度、難以沉思默想的東西。

但隨著電子媒體文化的日益蓬勃,孩子若要了解、掌握,甚至參與社會生活,單靠文字印刷媒介已落後於形勢。媒體教育因而擴闊了對「literacy」一字的理解,培養學生具備更豐富的「媒介能力」:能夠「閱讀」和「書寫」的範圍包括電子媒體常常使用的影像聲音等符號系統,他稱之為「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分析媒介經驗的四個必要層面

一個廣告,一則新聞,又或是一齣連續劇來到觀眾面前,然後被消化詮釋,其媒介經驗及過程往往十分複雜。白金漢認為,媒體應從四個互相緊扣、又彼此獨立的層面來分析,它們深深地型塑了人們的媒體經驗:生產(production)、語言(Language)、再現(representation)、閱聽人(audience)。篇幅所限,本文無法交待四個概念的詳細,但作者指出英美媒體教育經常輕忽「生產」和「閱聽人」的層面,這方面在香港也很常見,筆者就以私房照事件為例來指出類似的偏頗。

轉向生產:

阿嬌其實是位勞工事件中,藝人阿嬌開記者會承認自己「天真」和「儍」之後,遭指控為虛偽,影响下一代。先讓我們嘗試將阿嬌看作是一個媒介產物(她明明就是,任何安排下的公開活動都是)。好些論者從「再現」的層面來分析「阿嬌」此一媒介文本:指出這個媒介文本(即阿嬌)承載的訊息(即天真和儍)是「虛偽」的,並把責任都推向「作者」(又是阿嬌)身上。吊詭地,它成為了明星迷思的共犯:迷思假設偶像的言行均來自她個人天賦的神奇魅力,從而遺忘了龐大的明星工業的塑造力量。這就轉向了明星處身的後台(backstage):「生產」。

明星作為產品,阿嬌不單是承載意義的文本,她還是個藝人,也是一位受縛於明星合約的勞工,甚至是英皇娛樂公司的一項資產。這些負責飾演明星的勞工,甚至連拍拖的自由也受到重重限制(可能是公司規定),即使被狗仔隊「揭露了」也「必須」否認。因此,若從生產綫來看事件,我們就不會得出「阿嬌的言行(作為媒介文本)只反映自己」的結論。

提防批判式媒體教育

至於「閱聽人」層面,傳統上主要有兩種立場:一是強媒體,弱閱聽人;否則就是強閱聽人,弱媒體。香港教育界流行的是第一種預設,特別當「弱閱聽人」是指「未成年人」的時候。因此,老師的角色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彷彿不受媒體影响的批判先鋒:教育學生如何「防役」,如何防止強媒體的荼毒。

在《童年之死》中,白金漢從自己進行的經驗調查(跟兒童青年的質性訪問)發現,未成年人並非如想像般被動無力,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通常是戲謔)來「批判」媒介產物,並深諳成年人「媒體荼毒」的一套辭令。《媒體教育》更把調查的範圍延伸至教室,他發現很多英美教師都已批判先鋒來自居,汲汲於批判既存媒介產物,特別喜歡以廣告做箭杷。但他認為,媒體教育除了以抽離的姿態「批判」之外,還必須了解學生的認同和投入,這就涉及了教室內「認同」的競逐。

作者提醒,「教室內的批判」不僅是中立的理性分析,它更是成人和青年間的「認同」之爭,例如,女性主義者常批判浪漫愛通俗劇,劇情將女性設定為不顧別人反對而投身愛情的角色(又是情歸何處的女性宿命),可是青少女在其中卻找到認同,但並非認同「宿命」,而是在家長將自己視為孩子(易被欺騙)、禁止自己戀愛的方面找到共鳴。因此,白金漢認為:「女孩的媒體使用是『活在矛盾裡』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活在矛盾裡』是她們目前社會經驗的一部份。」

回到香港的教室,我想青少女會十分認同阿嬌,但不是指向性行為的方式,而是源自她私生活遭到成人世界無理干預的一種同代共嗚!

經濟日報17-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