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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陽、中國監獄與曼德拉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引起各界譁然,輿論普遍驚訝當局何以能殘忍至此。「被自殺」固然可恨,但事件引申的中國監獄制度問題同樣值得我們深思。在極權國家的監獄裏最容易找到一等一的良好公民。中共建國以來,無數與李旺陽一樣的良好公民身陷囹圄,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出獄後,或瘋癲,或傷殘,或抑鬱,由身心正常的完人「退化」至形神俱喪,不能或不敢再與當權者造次。中國監獄承擔著對公民限制個人自由、摧毀心智及殘害身體的繁重任務,名副其實是異見者的墓誌銘。

知識分子的監獄維權
部分異見者比李旺陽幸運,出獄後仍能保持起碼的健康與心智,繼續發揮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力。魏京生、王丹甚至劉曉波皆在此列。比較中國監獄的幸存者與不幸者,可發現兩大相異之處。首先前者普遍是知名人士,其遭遇受海外高度關注,礙於面子與輿論壓力,當局無法下其毒手。中國監獄荒誕之處在於它需要借助外力,而非制度本身保障在囚者的基本人權待遇。另外,前者比不幸者更懂得監獄維權。李旺陽與其他衆多在囚者同樣嘗試在獄中維權,但成效不彰,更被各種殘忍的方式加以制止,原因何在?問題的癥結可歸納為抗爭的方式與獄外的網絡。知識分子的身份與學識,令他們比普通公民更能以各種方式,爭取自身最大的權益,而依賴獄外的社會網絡,亦更有利將獄外的反對聲音,轉化為獄内的維權抗爭成果。中國著名異見學者陳子明,六四後被判囚十三年,在獄中積極參與監獄維權,以絕食、消極抗爭或協商的手段,爭取合理的待遇。除了基本的飲食和醫療保障,更重要是獲得獄中的閲讀權。知識分子脫離書本就會步向死亡,陳子明在十三年間閲讀了兩千多本書,超過了絕大部分人一生的閲讀量。十三年牢獄的苦讀生涯,充實了他作爲知識分子的内涵,年前更出版了一冊十二本關於中國現代化及民主化過程的巨著,豐富中國民主的理論意涵。陳子明的例子罕有,但並非特例,唯有把監獄抗爭的權利制度化,並擴展到普通公民,中國的民主前途才有希望。

培養曼德拉的土壤
渴望中國步向民主,離不開政府改變對異己者的態度,而改變態度的第一步,則必須從監獄維權開始。南非民主化進程的歷史是曼德拉二十多年來於獄中寫成的。若曼德拉被關在中國,他不可能成爲國父,但很可能變成一個精神病人。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評陳子明獄中維權經歷,認爲中國沒有曼德拉,但卻到了培養曼德拉的時候。中國固然沒有曼德拉,但從李旺陽事件可以看到,中國要成爲培養曼德拉的土壤,仍然欠缺發芽生長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