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再貼]
將教育當成「投資」，並且以「產出」作為繼續投資的依據，是近年橫掃各國的趨勢。但教育與學術的「產出」究竟可以量化到什麼程度？這種以企業管理的思維與方法去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策略，使得百年樹人的事業逐漸發展出一種炒短線的競爭文化。傳統上與政經權力影響保持一段距離的教育學術界也逐漸喪失它的理想性而日益世俗化、甚至商業化，種種「發展策略」經常徘徊在惡性競爭的邊緣。
最近大學網站上一篇有關學術成就的文件，在新聞傳播學界捲起千堆浪。
對於非學術圈的人而言，不但爭議發生的原因不易明白，在爭議風暴眼中的「社會科學文獻引用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 )究竟是什麼也不容易搞清楚。其實說穿了這個問題不外是在政策導引下各高校激烈競爭資源、一切教育投資必須以「產出」為依歸的後果。將SSCI當成計算研究論文產出標準所引起的爭議只不過是這種政策驅使下、不得不將學術成就量化，以便「合理」分配經費的副產品。
原是一種研究工具
其實究竟SSCI是否應該用來作為衡量學術成就的唯一標準，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經在台灣學術圈引起廣泛的論辯。嚴格說，「索引」的作用並不在揭示學術期刊論文的重要性，它只幫助我們找到所需要的資料。更精確的說，它是一種研究工具。但在欠缺理想學術評鑑工具的情下，SSCI被許多教育及學術決策及撥款單位作為衡量學術成就的標竿。由於經費是所有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命脈，SSCI也就莫名其妙的變成決定許多人與機構命運的關鍵。
這樣的作法其實存在許許多多問題。首先，SSCI對於學術期刊固然有所取捨，但仔細去看，作為評鑑標準，SSCI並非萬無一失；舉凡姓名錯列、期數漏失與選擇標準不一的情形都有。再者SSCI並非唯一的索引；每一種索引都涵蓋不盡相同的研究領域。就以傳播這樣一個涵蓋頗廣的學門而言，隨手都可以找出三、五種常用索引，例如CIOS、OCLC、ERIC、CMMC等等。各個索引不但重點不同，收錄不同的學術作品，甚至同一人以同一索引去搜尋，不同的搜尋方式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SSCI雖然提供論文被引用次數的資料，但以一種索引去衡量所有人，其實有點像拿評斷小提琴手曲藝的標準去衡量整個交響樂團每一個成員的表現。
確實，大學教育學術單位比較更像一個交響樂團或球隊；而不像一隊工蜂。一個足球隊裏面，有守門、後衛、中鋒與前鋒；人人各司其職，互相支援搭配才能有傑出的表現。
如果一個球隊裏人人都擠到球門面前去守門，那會是什麼情？同樣的，各個研究領域性質不同、展現學術貢獻的方式自然不同。人文社會科學常常需要處理宏觀、複雜的議題，這些議題未必都適合篇幅極受限制的期刊論文。事實上這領域內最重要的著作的確不都只以一種形式發表，而學術成就也不可能只以一種方式顯現：專書被相關課程列為指定讀物、被邀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演講難道不是學術地位重要的指標？在現今的評鑑制度下，只因為這些難以量化，就不被考慮。如果只有每年定期出版期刊論文才能得到學術認可，古今中外許許多多大師級的學者都可能會遭到學校解僱的命運。
把人當成工蜂？
今天的政策驅使許多教育主管汲汲經營排行榜名次，斤斤計較旗下教師發表的論文篇數；但是如果不是劍橋大學的支持，窮半生精力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能夠將數十年的時間放在幾本書上面嗎？劍橋之所以為劍橋，絕不是因為它在各種排行榜上的名次，更不是因為它的教師有多少篇SSCI論文，而是因為它對於學術的尊重、支持，以及這種風格長久以來所孕育的學術氛圍。
將高等教育人員素質與研究產出、以及經費給付掛的另一個弔詭，是假定研究產出量與人員素質及表現有必然的關聯。我們不能否認學術研究是高等教育的活水源頭，但是在高等教育所涵蓋的廣闊範圍之內，不但科系課程性質不一、教師專業素養不同，各人「江湖地位」的判準與所扮演的角色也絕不相同：能夠寫出一流論文期刊的未必能夠培養一流的導演或記者；通宵趕論文的老師未必能夠、或願意花費寶貴時間替學生解答疑難、關懷他們的生活；有人的藝術創作能夠在國際競賽中脫穎而出，拿起筆卻不知所云。問題是，當我們引用同一測量工具來衡量所有人的貢獻，就是把人當成了工蜂。
將教育當成「投資」，並且以「產出」作為繼續投資的依據是近年橫掃各國的趨勢。但教育與學術的「產出」究竟可以量化到什麼程度？
這種以企業管理的思維與方法去引導高等教育發展的策略，使得百年樹人的事業逐漸發展出一種炒短線的競爭文化。傳統上與政經權力影響保持一段距離的教育學術界也逐漸喪失它的理想性而日益世俗化、甚至商業化，種種「發展策略」經常徘徊在惡性競爭的邊緣。如果我們堅持以企業管理的方式對待高等學府，我們是否應該開始考慮將所有有關商業行為條例一體適用在教育方面，以規範不公平競爭行為、不實求才與招生廣告內容、學生與學校契約行為、還有利潤分配？
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
可嘆的是，這種情在學術上一向處於比較邊緣的非西方國家往往比歐美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無力扭轉這個趨勢，但是不能不問這趨勢將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下一代：這真會提供我們所想要的「高品質教育」與全球競爭力嗎？究竟「高品質」的定義與依據是什麼，又是誰在作決定的呢？對於一些默默為教育付出的人來說，這些政策究竟是令他們鼓舞，還是灰心？
最近在中國科學研究院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研究中心舉辦的一次專題講座，清華大學人文學教授劉兵提到了所謂的「李約瑟問題」。對於中國人來說，「李約瑟問題」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議題，那就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間中國文明在應用自然知識以滿足人類需求方面比西方更有效，結果卻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李約瑟在中國的封建官僚制度中找到了答案。
封建官僚體制扼殺競爭，與鼓勵競爭的管理主義截然對立。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封建官僚體制絕非一無可取；它的最大弊病，在於造就了一種單一的、壟斷的思維方式與衡量標準。換言之，不論制度本身多麼完善，只要當它開始排拒不同的考量與思考空間，弊病就會日益嚴重。如果競爭是唯一的準則，則這個準則本身便是反競爭的。
倒是不知道如果孔老夫子仍然在世，面對這種種他又會說什麼呢？
汪琪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明報 2004-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