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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力量、蓄勢待發──訪「反核之眾」文思慧

累積力量、蓄勢待發──訪「反核之眾」文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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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五)

去年「福島311核災」催使新力軍加入反核行列。「反核之眾」成員(左起:譚秀娥、文思慧、Lily) 應記者拍照要求,期間不忘宣傳各地反核書籍。

廿五年前,文思慧以個人身份爭取停建大亞灣建核電廠,今天她成為組織者,聯合多個團體,組成「反核之眾」,從去年起不斷出版刊物和搞活動宣傳核能的危害,又經常到宣傳核電或有擁核派做講者的場合「踩場」。她自謙說,日本311地震後她「收起疏懶」,因為感到必須「多做些」,所以主動成為組織者。

1986年文思慧還在嶺南學院(即現在的嶺南大學)教書,常常和學生講反核。她以為反核訊息會一代傳一代,但福島核災難後,她驚訝地發現,「原來香港人已不把核電當一回事」。她認為,這是因為核技術給神話化,擁核給等同「科學」,反核則被說成是無知。文思慧說,今時今日,核能問題的詮釋權已被各國政府和以販賣核能為目的的國際原子能機構所壟斷。她指出,這是對民眾的制度性的「消權」(disempowerment),目的是令一般人對核不聞不問。

文思慧舉例,去年福島核災難後,反核之眾在街上搞簽名行動,要求立即廢核,上年紀的公公婆婆,可能有86年反對大亞灣核電站的經歷,不用聽解釋立刻簽名,反而高中生和大學生對核電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場,說甚麼核電雖然危險,但都要用電,反對都無用等,結果是不簽名。

核工業的策略

自八十年代起,不論是政府、商界還是普通市民,都愛講環保,近年更多談氣候變化,但文思慧質疑:「香港何時開始講全球暖化?」她認為,氣候變化的議題背後是推動核能。她不怕人家說她「陰謀論」,她認為限制碳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也是為擴大使用核電舖路,「減碳等於用核電」。政府2010年9月發表的《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提出大幅增加輸入核電,理由就是減排。去年9月3日天文台助理台長梁榮武到環保組織Club O演講談核能,也是以「減碳」為必須使用核電的主要理據(註1)。

文思慧認為,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後澎湃的反核運動,迫使電力公司等利益集團學乖了。隨後二十多年,它們通過教育、宣傳及推廣,不斷美化核能,又大力支持民間團體的活動,無形中限制了反核的聲音。她說,她曾考慮向一個基金申請資助,想在大學搞反核研討會。這個基金曾資助一些民間組織搞二手店,但熟識基金的朋友跟她說,基金董事局跟中電關係密切,不可能資助一個反核論壇。她再問朋友是否有其他基金可以介紹,他說沒有,因為大部份基金都有跟大財團相關的人在董事局裡。

反核運動似乎也無法吸引主流傳媒。文思慧承認,福島核災後,除了最初期的反核行動,其他行動基本上沒有傳媒報導。她認為傳媒刻意淡化反核題材,坦言「不能靠傳媒」,甚至直斥傳媒「都被收買」了。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去年9月曾撰文指出,香港傳媒忽略有關核電的報導,有關反核的消息尤其少,連中國大陸的傳媒都比香港關注反核消息(註2)。文思慧指出,這情況在日本也是一樣。她說日本很多人反核,但傳媒鮮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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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之眾去年十二月往日本領使館抗議, 行動並沒引來大批傳媒報導。

民眾並不愚昧

回顧1986年,文思慧認為,香港當年的反核運動無疾而終,是因為大多數人都給政治議題帶著走,包括她自己在內。

文思慧多次強調,她不在「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站聯席會議」的核心,「只做些邊緣的事」。她回憶,她開始關注大亞灣建核電站時,曾聯絡她認識的人,如司徒華和李柱銘,又寫信給不同人士呼籲他們關注,但是「大家都好似覺得無得搞」。1986年在收音機聽見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後,她立即聯絡朋友,提出在報章上登廣告反對建核電廠。

運動初期文思慧曾出席一些公開論壇,又曾到不同機構如海員俱樂部演講,很多時會談論核電民主決策的問題。當年大部份跟大核計劃相關的文件都保密,民間多次要求政府公開這些文件,但都不得要領。文思慧說:「核電和民主有關,因為能源掌握在少數集團手上,社會便不會有民主。」

文思慧又從海外訂來很多討論核能的書籍,並聯同多位大專教師在《明報》每日寫一段文字,深入探討核技術和相關問題,尊子亦天天在明報畫反核漫畫。1987年,明報出版社將文章加上尊子的漫畫結集成《核子發電:大亞灣計劃面面觀》一書。她說,那時很多人都請他們演講,社區中心、佛學團體,連街坊會都邀請他們講核能,而且討論非常深入,如講解當年說的「風險評估」有甚麼問題。她說,86年整個社會都在談論核電:「當年社會有個勢,大家都懷疑核電這東西。」

結果建制要動員很多人出來護航,在立法局有譚慧珠和李鵬飛。他們拉隊到日本和美國的核電廠訪問,回港就說核電安全,指反核人士不理性。文思慧說,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周全浩當年也以專家身份出來支持建核電廠,指普通人核知識不足。文思慧說:「其實他是國粹派──他們愛國,愛國等於愛共產黨等於愛核電。」

有人認為,當年香港人的強大反響,是「恐共」多於是害怕核電,是情緒多於理性。對這說法,文思慧不同意:「我的經驗中,人們好想了解核電。有些團體和朋友向我們提出一些很深的問題,聽眾都很有心機聽,會講機率、風險概念是甚麼。(他們會問)為甚麼專家說無問題,但蘇聯又會出事?為什麼建得這麼接近民居?」她表示,後來在街上碰見朋友,很多人都問:「為什麼運動突然結束了?」自己對運動就此完結也感到失望。

有人認為當年的反核運動後來變成爭民主,或說運動後期變質了。對此,文思慧有這樣的看法:「若有人想借此累積政治本錢,以自己代表民間的身份向大陸議價,亦好自然,因為可以借這個勢去從事政治活動,爭取曝光和支持者。」但是,文思慧認為,86年後的政治議題的確很迫切,所以「自己可能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同樣被政治議題帶著走。她舉例說,當年有人就88直選做民調,說大家都贊成某個不民主的方案。她跟幾乎是反核的同一班朋友,即時進行嚴謹的科學調查,反擊前者的說法。

反核路遙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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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慧參與出版的反核刊物

退休前,文思慧上課時總會提出核電問題讓學生思考。她解釋:「我是讀科學哲學的,談環境和科學方法時,核電爭議可以做例子,用來揭露對科學的誤解和其他謬誤,例如說支持核能才是科學等。這涉及對科學的反思,不單和理科有關。」

回到今天的大亞灣,文思慧說「大亞灣核電廠」名稱過份簡單,因為這名稱令人們忽略大亞灣有兩個反應堆。「加上嶺澳的四個反應堆,大核合共有六個反應堆,規模是世界第五大,也是距離人口稠密城市最近的一家核電廠。」

她指斥,大亞灣核電廠運作的20年來,每刻都有多達一萬人在那裡工作,卻鮮有針對大核工人健康的研究。「有沒有工人患病或死亡?……他們從老遠來工作,回鄉病死也沒有人理。」核電工人不知道他們面對的風險,而本港醫學界也甚少大亞灣核電廠和癌症關係的研究。「我們醫學在做什麼?患上肺癌只會問是否吸煙!為什麼多了小孩有白血病?有沒有人想過可能是因為我們在核電廠的下風區?」但是,講環境健康問題,她說有人就會指你只會從「細微細眼」處著手。

文思慧說,她和反核之眾其他成員曾出席一些環保講座或核電講座,以聽眾身份發問,質詢核工業所說的所謂「安全」:「我們在台下問他任何技術上的東西,他們都答不知…作為科學家,他應該比我們更知道核電遺害。」文思慧憤憤不平道:「不論你提出什麼質疑……他們的總結總是說核能安全,還勸你(如果想環保)不如回家素食……」她慨嘆,跟86年相比,今天很少團體請他們講核電問題。去年她有機會在教協講核能,全因她「面皮厚」,幾經懇求舊同學兼教協老理事才成事。她說,教協高層認為:「核危險係人都知,有甚麼好談?」不過,他們聽完後,知道背後的「陰謀」,叫文思慧再開些課程給教師們。

文思慧慨嘆,很多人都知道核能有問題,但不願意面對,因為不面對這些問題,生活似乎較容易過。她認為,很多人的想法是:「為何要那麼辛苦?我只想去日本旅行,為什麼要思考這樣多?」

對文思慧來說,要思考的問題真的很多。她說,太空、軍事和核武競賽和核電廠關係密切,環環相扣。不了解核爆核試,便無法了解為何要建這樣多核電廠。有人認為,環保應從個人實踐開始。文思慧認為,個人實踐雖然重要,但探討問題時要對焦,否則談環保只會轉移視線。「我知個人實踐是什麼,其中包括打倒你(中電)!」

反核之眾現時主要靠網站和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onukeschinahk)宣傳。眼見其他活動透過Facebook總可以動員到很多人,但反核就人丁單薄,文思慧自嘲「不知是否綽頭不夠」。不過,她說會繼續慢慢做,慢慢累積力量,因為她認為機會不缺,核電廠不會沒有意外,像1986年的切爾諾貝爾和去年3.11的福島核災難。今年福島核災難一週年,反核之眾和相關團體也將舉辦連串活動,提醒我們,不放棄使用核電,災難便會如影隨形的跟著我們。

編輯:張彩雲

註譯
1. 是次講座錄音,可以在Club O網頁收聽:http://talks.hknewage.com/GT20110903/
2. 麥燕庭:「核電恐慌 VS 核電安逸—論香港傳媒報道核電的角色」,載於《 明報》,2011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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