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18日）參加左翼21舉辦的《認識地產霸權 一路學一路砌工作坊》，後半部份嘉賓分享很多很有趣的片段，例如那些地產頭目和高官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搞Lobbying，閉門決定了一些樓市和地產政策，例如政府不少諮詢委員會也有地產商代表，而部份政府高官在退休後跳往地產商旗下機構打工，最生動的莫過於這個：原來私人參建居屋計劃是李嘉誠跟前房屋署副署長鍾麗幗「傾談了兩個小時，回去便跟同事們擬定了」的。工作坊大概有四十人，不時聽到笑聲，嘲弄一下決策的過程原來可以這麼隨便。
分享完了，主持問參加者有沒有問題或意見，全場靜了大概二十秒，然後我發問回歸前後政商關係的變化。那二十秒代表甚麼？這麼緘默代表這個政商糾結已經根深蒂固，連核爆也炸不開。說白一點，這反映了大家在地產霸權面前的無力感。
中央政府和本地財團互相依靠
想起幾天前閱讀本月《信報財經月刊》劉銳紹的專欄，題為《香港競爭力與政治遊戲：北京對香港工商界又愛又恨》。他的最重要訊息是北京政府不滿意地產財團把「中央給予全香港市民的利民政策獨吞了」，但他指出北京政府是不會打擊財團的，因為北京認為地產財團仍有重要價值，協助中資走出去。這種互相依賴，增加了財團的影響力。在此歸納一下夫子的重點：
- 曾蔭權認為香港應全力催谷金融業，其他發展就放在一邊。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人員指出批評他短視。
- 特區高層認為有問題可找北京幫忙，結果內地城市看不過眼，誓要跟香港競爭，也不會緊張香港競爭力下滑，急的是京官。
- 特區政府縱使知道財團是社會問題元兇，也不敢得罪，因為大財團隨時可以「直達天庭」，跟北大人投訴。
- 財團如何「直達天庭」？就是靠它們的駐京大使「跑關係」，對象包括：i) 高級官員；ii) 領導人或高級官員身邊的秘書；iii) 領導人或高級官員的夫人；iv) 中級官員（承辦上級任務的中間管道）。這些渠道不透明，因而難以追究。
- 大財團的功能：i) 為外國觀察香港「一國兩制」是否穩定落實的一個指標；ii) 協助政府和內地企業走出去，避免外國政府阻止；跟內地來港的商界互通資金，一起拓展海外市場，例如共同參與國際併購活動（其實不少與內地友好港資跨國企業在回歸前已經在發展中國家有業務，見下圖）。
- 中央認為大財團窒息了中小企生存，而且吞掉了中央在沙士後給予市民利民政策的好處。
（資料來源：Urban Studies, 2000, Real Estate in Global Citie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Property States, Vol. 37, No. 12, 2241– 2256.）
等候中央出手維穩？
最後，文章提及社運人士及民主派「只側重政治的部分，而忽略了經濟與內地結合的部分，已逐步走偏，也許會好心幹壞事，甚至成為間接影響香港發展的一種因素而不自知」。我猜夫子的意思是打擊官商勾結、財團壟斷是「政治行為」，但後果是破壞香港經濟，而這是特區（和北京）政府承受不來的。朱凱迪對此結論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臣服於『「維穩」邏輯』。其實政治就跟經濟分不開，政商糾結不在香港出現，美國也如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選舉經費大部分也來自大型投資銀行，希望政黨執政後可以推出對商界有利的政策。他日香港有民主選舉，情況也大同小異。當然我不認為要放棄議會選舉，我想指出的是，我們遺漏的是財團對北京政府的用處（或者用我最不喜歡用的詞語「戰略價值」）。京港政府不會這麼容易動搖大財團，而市民的對手則不只是各大巨頭，還有中央官員。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了一個關鍵位，如果香港市民繼續把不滿財團壟斷、官商不理小市民生計的聲音炒熱至難以容忍的水平，中央或會出手維穩，問題是對象會是誰呢？政府？大商家？還是市民？（王光亞發言指房屋是民生和經濟問題，處理不當會變成政治問題，或者是替中央傳話，做點溫馨提示。）請怪我有點犬儒，批評曾蔭權要中央打救之際，我也是寄望中央打救市民。但事實是人脈網絡確實是重要的，在民間實力未成形之前，光叫革命是沒用的。莫非我們等香港in the long run 沒有「戰略價值」才能解脫？還是要冒著被失蹤的危險上訪北京才有效？
圖片來源見此。
劉銳紹原文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