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代表選舉、勢力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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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鄉委選舉演變暴力事件 村長寓所 被擲燃燒彈（成報03年9月2日）
- 屏山票站百人晒馬（商報03年8月18日）
隨意在Wisenews搜尋村代表選舉的報章報導，不難發現以上標題。當我們想像香港的政治選舉尚算公平公開公正，原來村代表選舉衍生的負面新聞，例如買票、賄選、打鬥、滋事，常見得很。當然，報導來得快去得快，而且篇幅和影響範圍有限，城市人鮮會記起。
雖然如此，當這些事情不是個別事件（至少連續三屆出現），我們要思考，為何村代表選舉這麼重要，以至這麼多人為一個議席而賄選，甚至動粗？本文將簡述村代表選舉由來、發展，以至一些爭議。
租借香港，不干預傳統習俗
1898年，滿清政府簽署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政府租借了一幅大鵬灣及深圳灣以南，連著九龍的一片土地，以及附近的島嶼，共99年。這片土地遂稱為新界。新界居民跟英軍打了一場六天戰爭以後，殖民政府很快建立警署，把新界分設行政區、把土地擁有權由永業權變成承租權，把新界原住民由華籍轉為英藉，以建立統治權威。
在日常生活上，殖民政府盡量不干預本地風俗習慣。大清律例和殖民政府法例並存，並確立於1910年實行的《新界條例》（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土地和屋宇買賣由鄉村的長老士紳監督，村民可自行交易，除非政府以公眾目的為由徵收土地。這同時確立新界和港島九龍實行兩套不同制度。
二戰前的地方行政架構：理民府、鄉議局
在1960年代之前，理民府是新界行政的負責機構，職能包羅萬有，包括處理地政、社會福利、蒐集政治情報，調解及仲裁等，職級相當於朝廷的七品官。不少居民稱理民府官為「父母官」。理民府官與地區領袖經常交往，以調查問題和處理地方事務。據本地史學者Freedman引述，客家人較本地人更願意與理民官溝通，認為理民官較鄉紳公道。至於鄉議局，則在1926年成立，成立原意是反對當新界農地轉為屋地時要補地價，及後擴展為推動鄉村福祉和向政府反映鄉民疾苦等，由各區鄉紳互相推舉代表。
二戰催生了鄉事會
二次大戰結束，是新界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轉捩點。現代的鄉事制度也由那時慢慢演變而成。二戰時期，日軍成立維持會，建立地區代表制度，在不同區域挑選領袖（通常是鄉紳），處理政府和當地人的關係，防止反日行為。和平後，殖民政府沿用這種制度，把新界分為27個行政區，每區設立一個鄉事委員會，每村選出一至兩個村代表。各區成立鄉事會的時間不同（由1946至1960年），選舉方法也不同，當中有些是由已存在的地區團體演變而成。村代表選舉在2003年成為法例，列明「新界區內在1898年時已存在的原居鄉村（包括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以及現有村落（現有鄉村），當中凡屬在1999年（該年舉行了該條例生效前的最後一輪村代表選舉）已經設有村代表制度者，會獲安排舉行村代表選舉」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ha/papers/ha1211cb2-474-2...。早在1950年代，當時的政務專員已肯定鄉事會的功能，不只是民意的代言人，更能平息地方氏族和家庭爭議，是行政架構和人民的橋樑。
親政府、親發展的鄉事派抬頭
1957至1959年，政府介入鄉議局選舉的鬥爭，扶植親政府和支持發展，以陳日新、何傳耀和張人龍等為首的「荃灣派」，打擊傳統大族，反對發展，以彭富華等為首的「元朗派」。最後，政府在缺乏討論之下，半個月內迅速通過《1959年鄉議局法案》，包括鄉議局組織以1) 各區鄉委會主席和副主席為議員；2) 元朗、大埔及南約各選地方一定數量賢達成為議員，但並無職守，等等。直至現在，鄉議局是新界約700條鄉村的諮詢及協商的法定組織。而荃灣派上場，開了日後發展新界的綠燈。陳日新在六七暴動後也表示，鄉議局支持港府維香港的和平，法律和治安。
徵收土地自此成了原居民和政府角力的重要場域。前理民官James Hayes指出，在1950年代之前，村民多用以地換地解決政府發展土地需要。到了1960年，原居民轉為收取現金，而政府為減低其現金支出，才將其中部份的收地賠償，以換地權益書來代替。(這也導致地產商趁勢收集權益書囤地。)期間，理民官一直居中處理鄉民需要，安撫不滿。
發展新界，村代表得益
James Hayes認為隨著新界行政制度在1960年代改變，理民府的角色減低，其職責也漸漸分散至地政、房屋、福利等部門，連帶鄉事委員的身份的下降，因為新的民政署把精力集中在都市管理。原居民也認為地位被漸漸削弱。學者James Watson和Chau Lam-yan、劉兆佳不同意這觀點。他們認為鄉議局和鄉事會仍有影響力。他們指出，如果村民不能參與鄉村政治架構，就不能事先知道發展計劃，商討賠償，以至其他關於新界的政策。地產商要在新界發展，一定要「拜會地區有勢力人士，俾D疏通」。同樣，政府也可透過這些機制控制鄉村領袖，進而控制村民。
殖民地官員有意強化原居民風水習俗。當有宗教儀式，或者傳統戲劇表演，地方領袖必定邀請政府官員當嘉賓。每每需要搬移祖墳，修橋補路，和變動自然環境之際，民政主任也會跟地方領袖商討補償，款項當然是公帑吧（註一）。
城鄉制度融合，鄉議架構現階梯
前文描述戰後人口急劇增長，加上都市化和現代化，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土地，滿足城市人和南來移民的居住需求，同時籠絡支持政府的鄉事派系，穩定社會。而六七十年代，也是陳日新主政的鄉議局形勢大好的時期，例如實施丁屋政策，鄉議局有份參與訂立收地補償數目等。七十年代末期，配以官僚系統擴張，市區和新界的政治制度逐步看齊。
1977年，地區諮詢委員會成立，鄉事會主席為核心成員；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誕生，鄉事會主席成為當然議員；1985年，第一屆區域市政局成立，鄉議局三名正副主席也是當然議員。在鄉事派眼中，這全部是收起鄉議局和鄉事會職權的舉措。政府建議成立這些組織成立之初，他們通通表示疑慮，甚至反對，恐怕會干涉鄉事會工作。結果，區諮會要訂明不會抵觸鄉事會；政府成立區域市政局，而並非把市政局擴展至新界，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保留鄉議局當然議席；本來尤德不打算在立法局設立鄉議局議席，不論選舉團或者功能組別，引起鄉議局多番反對、抗議，有鄉事會主席又退回勳章，最後政府在1988年答應委任鄉議局代表入立法局。隨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鄉議局也佔了一部份席位。自此之後，本地政治建立了「村代表－鄉事會－鄉議局－區議會及區域市政局－立法會－特首選舉」的階梯。劉皇發和林偉強就逐步爬上階梯的高點。
註一：想多看關於風水和本地政治的關係，可參看此書（連結在此）：
Wastson, Rubie S. and James L. Watson. 2008. “Geomancy, Politics, and Colonial Encunters in Hong Kong.” Pp. 205-233 in On the Margins of Religion, edited by Frances Pine and Joao de Pina-Cabral. Oxford: Berghahn Books.
圖片來源見此。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