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年青參與者參與政黨或主流組織發起的遊行完畢後，都會呼籲參加者留下，並宣揚“每次遊行後就和平散去並沒有作用”的論調，除了過往在政府總部留守外，一些人更可開始採用更激烈的方式，如堵塞馬路來表達其訴求，當然，這樣的做法除了引起主流傳媒的關注外，更令不少市民認為堵路阻礙了交通，令人不便，浪費了他們的時間。當權者更以此來指摘示威者，並用來合理化警方的清場拘捕行動及法律上的制裁。
過去，香港社會最著重的是遊行示威者的人數，其次就是不同示威者表現的訴求。零三年七一大遊行的最成功之處便是有“五十萬”人上街，其次令人稱許的竟是“和平守秩序”，這些對遊行的認知自然與近年的堵路抗爭格格不入。
面對這些非議，覃俊基在今年三月便為文“為什麼要堵路”（見http://left21.hk/wp/2011/03/為什麼要堵路/）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任何形式的抗爭，是必須要干擾社會運作，阻礙生產為依歸。“七一過後，覃在”七一反思- N -之一：關於堵路的想像“（見http://www.inmediahk.net/七一反思- N -之一：關於堵路的想像）一文中指出了他對七一堵路運作上的不滿。
在香港，主要大型的群眾運動為爭取民主的遊行示威，相反罷工在人數上，規模上遠遠有所不及，可是，本人認為兩者仍可作類比，用來補充現時遊行後行動論述上的不足。
對於不少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工會發動罷工有兩種意義，第一種就是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第二 種就是，罷工作為革命的演練，並伺機引發革命奪取政權。
第一種意義正是覃所說的“干擾社會運作，阻礙生產為依歸。”可是，工人在車間，工廠發起的鬥爭比假日遊行後堵路更能直接影響生產運作，故此，社會運動如要達到相同效果，在選取鬥爭的對象，地點上都要有充份的考慮。
第二種意義說出來可能較為嚇人，可是，在香港除了積極參與遊行，待大會宣布點算後的人數，然後被動的等待政府就“數字”的回應外，還可以怎樣搶回主動權，迫使政府讓步？示威形式的激化及組織化，都是更有力展現群眾力量的方法。
羅莎盧森堡在其著作《群眾罷工，黨和工會》中寫道：
「與鬥爭性罷工不同，示威性罷工所表現出的黨的紀律性，有意識的領導和 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按照模式來看，它一定顯得是最高的和最成熟的群眾罷工形式。」
因此，各個社運團體如何事前作出協調，分工，合作，有組織，目標地行動，遊說其他遊行人士，及如何在每次行動中積累下一次行動的力量，以期壯大群眾的基礎都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來說，在遊行開始後，組織者應在街站，遊行行列中釋出一個清楚的行動目標，呼籲群眾加入，並嘗試在行動中透過提升鬥爭的激烈程度，如在遊行途中拒不前進，堵路及組織群眾突破警方防線，來提升群眾鬥爭的意識，及培養其鬥爭的熱情。
當然，以上種種，都必須有一定的人力，宣傳機器等資源下才能達到一定程度的規模，才能對當權者作出一定的震攝作用，因此，各個社運團體間的合作，以壯大群眾為目標，為下次鬥爭累積力量，都是當下重要的課題。
文：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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