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善彥: 在核能意外爭議中,導入戰後史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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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在核能意外爭議中,導入戰後史的視野〉
文/池上善彥(東京《現代思想》);譯/林家瑄

最近有一支迅速流傳的紀錄片,那是1994年NHK拍攝的「引進核能發電的背後——冷戰下的對日核能戰略」(原発導入のシナリオ――冷戦下の対日原子力戦略)。如主標題所示,這部片追溯核能發電廠如何做為一種國家方案,在戰後被引進日本。而正如副標題所示,這是依循著美國冷戰策略而進行的。

現在日本正廣泛討論引進核能發電的戰後歷史。雖然過去這段歷史曾經被部分地認知到,但如今我們應該透過這次的核災,將過去遺漏的環節扣連回來,把一些在這次災難前未能清楚掌握的歷史連續性加以釐清。

戰後日本之所以將核電廠引入國內,是因為冷戰的緣故。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特別是在1946到1948年間,由於社會上對戰爭的反省、普遍瀰漫的「絕不讓戰爭再次發生」的民眾感受,以及極度的貧窮,使得包括勞工運動在內的民眾運動數量和規模都大幅增加。美國佔領軍和日本統治階級都十分恐懼這種社會轉變。美國的政策正是被這種恐懼所驅使,他們認為若讓民眾運動發展下去,日本就一定會共產主義化。

近年來對戰後民眾運動的評價一直過低。我在此雖無法一一詳述,但正是由於在那之後革新勢力的迂迴與曲折,使得這些運動以及美軍佔領當時的狀況都沒有被好好評價。一些比較代表性的運動,包括當時發行300萬份的大報《讀賣新聞》的勞資爭議「讀賣爭議」、被稱為「東寶爭議」的電影公司勞資爭議,還有被稱為「阪神教育鬥爭」的運動(抗議日本壓迫在日朝鮮人所上的民族學校,這些朝鮮人民是因舊日殖民關係而留在日本)。此外,在1950年代還有勞工、農人和一般底層民眾加入的大型民眾運動。

必須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這些運動都發生在當時社會的關鍵場域:讀賣爭議發生在大眾媒體場域,東寶爭議是在娛樂工業,阪神則是在族群和教育議題。1950年代的這些運動動員了無數的工廠勞動者。這種大範圍的動員力量,使統治階級的美國和日本政府恐懼不已。就在鎮壓讀賣爭議的過程中,讀賣新聞的柴田秀利跟美國密切合作,主導在日本推動建立核電廠。

眾所周知,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兩枚原子彈後,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然而,由於美國佔領軍的嚴格查禁,使得當時並沒有關於原子彈的完整資訊公布,一直到1952年,日本簽訂舊金山條約之後,有關原子彈的資訊才逐漸為日本人民所知。接下來一個決定性的事件是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進行原子彈水中試爆,試驗當時,一艘名叫「第五福竜丸」的日本漁船在該環礁附近航行,結果船上23名船員全部遭到輻射污染。除此之外,在附近海域補到的魚也被測出高度輻射量,這使得日本的反核運動如野火燎原般展開,形成一場範圍廣大的運動。

然而,基於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53年那場有名的「和平用途的核能」演說,美國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回應這場反對原爆和比基尼環礁試驗的民眾運動。美國認為這場運動之所以會興起,是因為日本處於極端貧窮狀態,因此他們計畫使日本在經濟上富裕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更多能源,也因此需要在日本建立核電廠。發行量300萬份的讀賣新聞,正好是進行心理戰的絕佳利器,以便掃除日本對核能的過敏(他們是這麼認為)。於是核能發電廠的興建就開始了,一直到今天。

然而,1954年那時所測到的輻射量,是我們如今在被污染的魚身上所測到數量的五分之一而已,而政府卻反覆告訴我們這些量是安全的。當時,在測得的輻射量還低於現在的時候,之所以能掀起一場龐大的反核運動,因為大家都還普遍保有對於原爆的記憶。我們必須把當時那場蓬勃發展的運動,放在跟其他加速進行的運動(特別是勞工運動)的關係下重新檢視。對於50年代的反核運動,我們有許多解釋,但卻沒有把它脈絡化、放在跟更大範圍民眾運動的相互發展關係上來看。美國到底在害怕什麼?這個問題在這整個方案中特別關鍵。

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廣島、長崎原子彈的真正影響被隱匿起來不讓日本人知道,但美國卻在廣島建立一個名為「原子彈傷亡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的機構,觀察被原爆輻射波及的受害者狀況。這個機構只是進行觀察,並不以治療為目的,很可能是為了軍事目的來觀察原爆後的人體狀況。該機構後來改組成「輻射效應研究基金會」(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現在許多反覆強調核災之後輻射標準安全性的學者,都是曾跟該組織有關係的人。

很多人都會因為某個學者來自於廣島或長崎,就光憑這點對他們感到信任。然而他們幾乎都沒有提到的是,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主要受到的輻射形式,是內部與低量輻射暴露。輻射和輻射物質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輻射物質牽涉到透過飲食被攝取到人體內時的影響,而低量輻射則是無論量多少,都會在任何時候對人體造成影響。對這兩種輻射形式的定義一直都有爭議,特別是在對原爆受害者的認定、釐清因果關係及賠償方面。雖然原爆造成的毀滅性悲劇大家都知道,但有關內部與低量輻射暴露的問題,卻並沒有被充分認知。這是原爆生還者一直到今天都還如此痛苦的根源。

1945年之後,日本成為唯一經歷過原子彈攻擊的國家。然而這件事的實體和本質到底是什麼,在日本最多只有一半為人所知。這次核電廠的事故,是否能讓我們把被原子彈轟炸的經驗跟核電廠事故的經驗作連結,進一步瞭解我們的戰後歷史和世界歷史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核子武器和核能電廠是一體兩面,兩者有很多共同的因子,不可能切割開來看。這次核災中,不止日本人,連許多國外組織都指控東京電力公司秘而不宣的態度,以及公開訊息的速度緩慢。誠然,東電的作法非常可議,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核能工業的技術,正是在發展核子武器的過程中產生的。如Stephanie Cooks在《在凡人之手:核電時代一段值得警惕的歷史》(In Mortal Hands: A Cautionary History of the Nuclear Age)這本書所指出的,我們可以在曼哈頓計畫中看到間諜陰謀的可能性,而核能技術的本質就是軍事技術,因此才會瀰漫著秘密主義。打從一開始,軍事成分就內在於核能工業,因此這項技術注定要在曝光和不曝光之間擺盪,即便是打著「和平用途的核能」口號也一樣。除此之外,這項或明或暗地規定了冷戰結構的技術,更是以心理戰作為其核心戰略,正如冷戰歷史所證明的一樣。如今,我們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國際核能資本主義。

日本隨著兩枚爆發的原子彈進入戰後時代,而如今的核能災難則使日本經歷到戰後從未有過的巨變;戰後的日本存在於核能的這兩種面貌之間。但在戰後初期,它曾經經歷到民眾運動的興起。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重新學習戰後對抗核子武器和核能的運動成果,不只是在日本,在世界範圍也一樣。我們必須從現今災難的視角,重寫我們的戰後歷史。有無限的機會和資源可以讓我們進行這樣的事,只有透過從過去學習,一個不同的未來才可能浮現。

備註:
「引進核能發電的背後——冷戰下的對日核能戰略」(原発導入のシナリオ――冷戦下の対日原子力戦略)的youtube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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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化研究月報》115期「反核運動」專題,201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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