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大家在講浸大。
說起來還真奇怪。記不起何時，政府曾說過要發展「文化藝術產業」，而且要致力讓香港成為地區性的文化都會……對，大概是咁上下。不知多少文化人曾對這句話抱有一絲期望，認為香港文化圈從此有救，政府願意投資發展了云云。
但是，這其實卻是一個大危機：我們何時把文化藝術當成是「產業」？「產業」的內容又是什麼？
當我們說到「產業」，意即它是一門生意，一門用於與國際社會競爭，用於提升香港「發展成就」用的一個招牌。政府千億投放於西九文化區，似乎正是為上述目標而設。但我不知道的是，原來文化藝術，可以是這樣的一件地區性兵器。即使「香港」「贏」了，實際得益者真是在前線打拼的文化工作者嗎？而所謂文化氛圍，真的可以透過剎那間出現的硬件配套，人工地製造出來嗎？
見樹不見林的「重點投資」
政府從不視文化藝術為一門大眾權利，為一種非形式教育，而只是透過短視的一次性撥款，和所謂的「重點投資」來換取剎那間的帳面成就，殊不知這樣的政策傾斜，害死了多少文化藝團。
政府長久以來對文藝資源投放的構思是：首先重點培訓某幾個他們寵愛，並且看來具回報的藝團，然後便認為透過重點培訓，香港的文化氣氛就會在它們的領頭下，漸漸變得逢勃。故如演藝學院一類受政府寵幸的院校，每年所獲資助達2億，與浸會大學所獲撥款看齊，甚至相當於嶺南大學所獲撥款的3倍有多。另外，如香港管絃樂團和香港中樂團，其每年所獲資助便達2億之多。此時即使浸大以市價續租啟德校舍，1年也不過360萬，與政府對重點藝團的千億資助金額的比例來看，360萬實在不過九牛一毛。但為何同為藝術學院，兩者卻承受如此大的差別待遇？無他，純粹是因為浸大視藝院並非政府重點支持的項目。說到尾，政府並沒有一個整全關於文藝發展的藍圖，只旨在澆灌一兩棵大樹，而沒想過照顧整片草地。
但「重點發展」，又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這種模式是建基於藝團相互競爭和撕殺的思維下的，你要麼想獲更多資源，你就要跑出線。但A團體獲得資助，卻等於B團體要吸風飲露，結果即使所謂重點團體跑出，獲得卓越成就，其成果是無以與整個文藝界分享的。文藝活動與商業機構的最大分別之一，在於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強調相互競爭，不旨在擊倒對手。反而，文藝需要的是交流與合作的空間。透過相互瀏覽、觀摩，創造力才變得更廣闊，文藝氛圍才變得更多元；而每一個獨立存在的小藝團、小空間，都是讓火花出現的機會。所以，所謂重點發展，往往淪為帳面成就，與整個文藝界的實際所求完全脫離（浸大視藝院風波正是好例子）。
文藝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現實
其實文化藝術要長足成長，需要的是什麼？它需要的不一定是銀彈式的對藝團進行資助；反而，它需要的是一個包容開放的氣氛以及彈性的政策。這裡指的開放政策，涉指上至土地，下至教育等全盤的社會計劃，文化藝術方能順利地滋長。
文化政策不是產業投資，不是單有硬件配套，文化的花朵就會自動綻放，故文化不能抽空於社會現實，抽空於其他社會議題來討論。政府常認為只要銀彈式地興建場館，進行推廣，文藝活動就會很蓬勃。但是，有了演出和展覽，教學空間在哪？排練的場地又在哪？創作的空間又在哪？許多藝團要求的並非政府銀彈式的資助，而僅僅希望政府別碰她們，讓她們從牆角泥濘中長出自己的小花圃，只要政府不搞他們，已是幫忙了。可是政府在無視藝團實際的軟硬件配套所需的同時，還不斷透過政策予以趕絕；例如活化工廈政策的推出，即是把數以千計的藝團工作室踢進地獄。若土地政策根本不利藝團的生存，若教育政策根本不利理解藝術的社群的出現，若勞工政策根本不利市民有充足的時間和精神去看展覽和表現，那麼有了硬件，又有誰來推動運作呢？這正是我想說的社會現實，而文化藝術的發展，正要顧及這些全盤的社會政策，而不單純是狹義的「文化政策」本身。只要港府仍沒有全盤的文化觀念與藍圖，再任由這些不利文藝花草萌芽的政策出台，那麼政府多建千座演奏廳，再斥資20億大力推廣，也將徒勞無功。
藝術教育的重要性
文藝發展需要的是包容的氣氛，需要一個對文藝語言有認知的群體（這群體不一定是藝術工作者）。大眾人文觸覺的多寡，影響文藝活動的大眾參與程度。而教育，正是一門長遠而重要的一環，使理解文藝的群體得以出現。
遺憾的是，香港的文化藝術教育起步很遲，也很滯後。香港基礎教育中的所謂藝術課程，實際對培養個人的藝術觸覺有多大效果，相信大家回顧中小學的音樂藝術課，便心知肚明。拿件泥膠給學生玩玩半小時，就算是上了藝術課；看著歌詞唱唱「龍的傳人」，也算是上了音樂課，實情卻是無人從中吸取到任何知識。如音樂課程中只著重講述古典音樂的表面發展和基礎樂理，但完全忽略音樂在時代上的文化社會面向與影響，並對近代新興的搖滾樂﹑金屬樂﹑爵士樂等音樂類別完全置諸不理，沒有與學生共同討論音樂的天空，沒有給予學生接觸樂器或鑒賞樂曲的機會，沒有處理近代發展迅速且千變萬花的音樂工業近況，反而是公式化地向學生傳遞上一份又一份的筆記功課，令學生不單普遍認為音樂是一個無聊的科目，更對近代音樂發展完全無言而對。
目前推廣的所謂藝術教育，是以藝術專業化，而不是藝術普及化的傾向前進的。基礎教育中的藝術教育，頂多算責任所在。想要獲得稍為良好點的藝術教育，幾乎不得不跑往文法學校以外的大專院校，並忍受該學院所開的漫天殺價。這樣的藝術教育方針上的傾斜，最終只會使文藝成為少圈子玩意，任得修業學生舉杯大談藝術價值，卻如象牙塔般與社會缺乏互動。結果每當各類型文化節目出現時，其參與的觀眾少得可憐；當文化界出了什麼事，沒有誰會明白它在這城市的價值，結果也沒有誰願意去捍衛她。結果，受政府垂青的重點藝團、在前線底層工作的文藝工作者，以及一般普羅大眾，幾乎形成一個徹底的平行世界，無法形成一個對文藝有想法的群體。
專上藝術教育又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這個政府是具備上述的視野，這篇文章或許根本不會出現，坊間議論紛紛批評文化政策不善的文章也不會有那麼多，但是最悲哀的事還未說。
即使專上教育裡的藝術教育，算是政府「藝術專業化」的藝術教育方針中，較被重視的一環文化藝術政策工作，但政府整個短視功利，把文藝視作地區成就指標的單純目標，始終沒有變更。目前政府對大專教育功能的定位中，大專視藝教育是被置於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的。目前大專主要的營運資金來源是教資會——一個只看帳面成就和經濟效益的撥款「顧問機構」；雖名「顧問」，卻其實操縱大專資源的生殺大權。面對教資會大權在握，院校便不得不迎合教資會的撥款要求。而像藝術系這類缺「回報」的學系，便注定在大刀削資或殺系等議題上首當其衝。
目前教資會撥款依仗幾套量度標準：一，院校的學生規模；二，院校的研究發表量。學生規模（即學額）受教資會嚴格控制，學系基本上難以自訂收生人數。由於學額取決於資源，而資源又取決於學額，故像藝術系這類學額長期偏低的學系，則注定不可能獲得較可觀的資源分配，從而大力發展。而且，藝術系怎看都不是一些能常發表研究論文，或「對社會經濟有推動作用」的學科。在這情況下，人文學系更注定要成為弱勢的學系，只能瑟縮在大學的整個教學環境中的角落。雖然教資會亦認為一些學科，因有特別高的成本和考慮，而應額外處理。但獲相對成本加權數值的學科，卻只為醫學、牙醫學、工程及實驗室為本的學科。同時，如法律、工商管理及都市規劃等學科亦被考慮。但確實難以想象，為何像法律和工商管理一類學科會獲額外處理，而像音樂或藝術系一類需要較大空間和不少器材的學科，卻竟不在榜上，委實讓人懷疑工商管理學何以能跑出，而「有特別需要」的準則是如何彌定，由誰來彌定。
種在紙鈔上的洋紫荊
雖然上面只簡鋪陳出政府對大專院校的撥款方式，而未花更多筆墨全盤審視整個大專教育政策，但這都足以揭示很多了。單從撥款一環，已能看出政府的一些基本教育政策思維：教育始終只作為一種人力資源培訓的手段，它是以經濟考慮，而不是以造就多元社會，造就完備人格為重心的。故對政府來說，基礎藝術教育只算是教育責任，專上藝術教育則只是另一項人力資源培訓投資；推動藝術專業化是一種產業投資，但推動藝術普及化是一種負累。
其實，文化藝術是一門公共服務。它是作為一種讓人自由抒發、自由創造，讓人探索身體潛能，也讓人反思和檢視生活的多元服務。它的內容，應該是不分階層身份，不分學歷「成就」的人都能共享的權利。但它不指定為某類人服務，也不旨在羸得利潤和成就。我們不一需要巨額投資，不需要把它制度化、專業化，這公共服務一樣可以運作得很好，甚至運作得更好。
如果那洋紫荊老要想把這門公共服務專門化、貴族化、產業化，讓它成為某種炫耀用的地區性指標的話，我只能說，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