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alvin Wu；攝：葉寶琳
年初四的早上，我走在花園街尋訪一位已擺檔近三十年的小販檔檔主陳先生。在街上，我發現這以往人來人往的街道少了一種熟悉的熱鬧氣氛。環看四週，我不難發現小販檔的檔口面積比以往縮小，以往淋灕滿目的商品數量，亦隨之減了。雖然這只是些微改變，我亦禁不住想：這一場花園街大火，除了奪去人命外，更打擊了這條街、以至這個社區的生命力。
步行了一段距離，我終於看見陳先生的檔口、是一放滿女性內衣的胸圍檔，色彩班爛。步行了一段距離，我終於看見陳先生的檔口、是一放滿女性內衣的胸圍檔，由檔前到檔後，由檔頂到檔底，色彩班爛。我禁不住推敲陳先生賣胸圍的原因。在我胡思亂想期間，一頭白髮的陳先生已朝我打了個招呼。陳先生穿著一身運動裝束，手不離煙，卻面色紅潤，與他的白髮形成對比。一番寒喧後，我已禁不住詢問他為何選擇胸圍作商品，他的答案非常簡單，胸圍比較輕便，容易搬動。我確實細心地想了想，經營小販檔的確是需要體力的。除了站立時間長久外，還要在收檔時把貨物搬走，開檔時把貨物搬回。對一位老先生而言，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陳先生在花園街擺賣已接近三十年。年輕時，他是賣牛仔褲等成衣的，只是漸漸年事後，才因應妻子的提議（她有朋友是做胸圍生意的），轉為售賣女性內衣。陳先生有一妻子，卻沒有兒女，兩人同於檔口工作。他們分別在早晚輪流看檔，二人合力打理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陳生早起，主要負責早上時段。中午以後，陳生就會回家小睡一會，由陳太看檔。直到黃昏時份，陳生起床了就會兩人一起看檔。身為廣州人的陳先生說，他的人生可謂已於旺角及花園街中度過。說話鏗鏘有力，但牙齒已掉剩幾顆的陳先生，原來亦有過去的一番往事。他於七十年代初，為了逃避政治環境，潛逃來港。在內地時，他曾於工會（團委）工作，不其然被逼參與了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在暴動後，他逼不得已地要逃難偷渡至港，當時的他還真的只是拿了個水泡就只身游水過來的。到港後，他為了生計，從事過多種不同的業務，包括在親友的供貨下，在旺角鬧市擺賣無牌貨物，最後卻選擇了在花園街，以助手的身份，當個牌檔小販。他已在花園街置業，小小的單位在檔口及火災現場，只隔幾步之遙。晃眼間一過，就是數十年了；他與花園街已建立了一份濃厚的感情。我問陳先生有否退休的打算，他回答說沒有。他不想退休，只希望能繼續在花園街擺檔；因為熟客群在這裏，而他的生活也就在這裏。這使我想到花園街這充滿特色風味的街道，不單是商業的街道，更是一個充滿人情味，滿載人生故事的小社區。這社區曾幾何時，其實都是住滿了像陳先生這種於街上度過無數光陰的小販與街坊。
當問及花園街歷年的變化，他表示八十年代尾，才是花園街最興旺的時期。那時候，內地改革開放已有初成，許多有內地親屬的港人均習慣於花園街購物，送予內地的親屬。他指出，當年有較多豪爽的客人幫趁，他們都出手闊綽；現時則主要做平民生意。近年花園街的小攤檔，其實同樣面臨著一般小商戶所面對的問題。雖然檔口租金未有受不合理的調整影響，但因著人民幣升值，來貨的成本價已上升了三成，但他們卻不可以將匯價差額，全數轉嫁到顧客身上。而最近對花園街檔主影響最大的，就莫過於花園街大火了。大火過後，花園街的小販檔口受著許多的言論，管理及經濟壓力。不少輿論的矛頭都指向小販，大眾都希望找到渠道去宣洩心頭的鬱悶。有很多市民對此事抱有自己的猜測，然而我們所知的是否足夠我們去下判斷呢?
同時身為花園街的小販及居民的陳先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官方至今仍未有合理解釋起火的原因，但以推理來說，火災的出現與攤檔未必有關。陳先生表示：夜間的排檔不會有人活動，絕不會有生火的可能。縱使排檔內多數會裝上少量工作用的照明燈，卻絕不會連接其他電器(在冬天根本不會再接上電風扇等) 。檔主收工後亦會審慎關上所有電制; 而合符安裝標準的電箱本身也有跳制裝置。此外，花園街起火為凌晨時分，當時的花園街檔口已全面打祥，餘下的只有一個個獨立的鐵皮小屋。這些鐵皮小屋不少也已達到了基本的防火及保安規格。過往花園街大火，其實全是在半夜發生，而在夜間，花園街其實根本是不會有如日間的阻塞情況。一般人對花園街的印象，的確是車水馬龍，擔心若發生火警，將會難以救援。然而這卻不是市民應該關注的花園街的夜間面貌。觀察所得，小販實則上未有抵觸火災的預防措施，這次的悲劇的成因可能尚有內幕。
現時食環署倉卒於日間收緊限制，並嚴格執行小販擺放貨物規管，對多次發生在夜間的大火，除了向市民表示他們真的有所行動表現之外，試問意義又何在呢？現時食環署嚴格管制小販，只會導致雙方關係緊張。這又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呢? 陳先生承認，小販在這次事件中亦有責任，畢竟燒著的也是屬於小販自己的財物，他亦為人命損失感到難過。他更表示，在九名死者當中，也有一名是當小販檔主的。但備受忽略的是，這次大火亦同時牽涉到劏房與舊式樓宇的防火問題。解決火警危險，要多方面去處理，單方面打壓小販，只會使他們成為代罪羔羊而感到寃屈，無助解決問題。
近日政府收緊小販擺放貨物的限制，也對他們造成許多影響。舉例來說，政府規定，小販攤檔需即時縮少至六十年代以前訂立的法規，令攤檔面積不得超過三米乘四米。對比大火之前的真正情況，這表示攤檔將要依例縮小許多，直接影響到小販們的生計。平心而論，市民亦應該明白，要求小販在此尺寸下做零售生意，實在是有點強人所難。現時食環署職員，也要求小販不能把空置的鐵皮車放下過夜，而必須拆散存放。觀察現場的實際組裝過程，我們明白到大部份小販的鐵皮車組裝需要一小時，而拆散亦同時需要一小時。這種嚴苛的要求確實令不少檔主均覺得難以接受及無所適從。總的來說，政府這些種種硬性措施，能否起到防火防災的作用，實屬疑問。
最後，小販與食環署的衝突，也越來越白熱化了。食環署職員認為小販不合作，而小販則認為食環署的要求太嚴荷，且不切實際；雙方的矛盾日益加劇。然而問題往往需要雙方配合才能得以解決。陳太表示，曾建議小販共同僱用夜間看更，以減低火警風險。然而經政府縮減攤檔尺寸面積後，小販生意備受影響，付錢僱用看更的提案便變得不了了之了。若關係持續惡化，小販們更遑論會有金錢成本去重新設計攤檔，或加強防火設施等提案了。
經歷這次訪問後，我希望在經歷風風雨雨下，作為香港文化一部份的露天排檔能得以保留下來。作為一名念公共政策的學生，我希望政府最於提出的是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的方案。解決問題需對症下藥，而不能靠強硬手段壓制反抗力弱的小販。政府更不應該藉故打擊牌檔小販，轉移視線，以掩蓋難以處理的劏房與舊式樓宇安全防火的問題。
原文短版刊於2月13日明報世紀版，其他訪問將會陸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