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社會發展表明執政黨必須把重建意識形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一方面是頗具規模的社會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變得活躍起來。更令人注目的是這兩者呈現相結合的傾向。如果社會力量和公共知識分子一旦有機有效地結合起來,往往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社會政治能量。
公共知識分子興起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和東歐共產主義、特別是前蘇聯的解體促成了中國知識界從八十年代末的激進化轉向九十年代的保守化。八十年代中期,中共高層特別是鄧小平努力想把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通過政改來進一步促進的經濟改革。這給知識界一個極好的機會參與和推進國家的政治轉型。但知識界自下而上的參與和高層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知識界隨後的激進化最後導致了天安門事件。
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活躍在公共舞台上,但九十年代大多數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專注於「私人」事務,或專注於學術,或專注於抓住新出現的經濟機會。而一些被稱之為民族主義、新左派和保守主義等等的知識群體基本上和政府保持一致。現在的情況已經很不相同。愈來愈多的知識群體正在轉向公共空間,被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已經不滿足於停留在話語建設的層次,而轉向了行動取向。他們關切社會政治的發展,努力參與社會事務或者社會運動。這種情況非常類似於八十年代中期。
正因為這樣,最近中國有關部門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給與了很大的關注,並開始批評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認為這個概念有離間知識分子群體和黨、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諸如此類的政治批評詞語已經不見報端很長時間,現在拿出來使用,足見有關部門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八十年代,正是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的興起,才導致了官方發動一波又一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
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的再次崛起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一個深層因素就是官方意識形式的衰落。現存意識形態既不能解釋現實,更不能包容由社會多元化而導致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多元意識。只要存在著意識形態的真空,各種社會力量必然來填補這個真空,公共知識分子必然首當其衝。
意識形態是執政黨的政治軟力量,在執政和管理社會過程中起著其他任何要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意識形態起著論證執政黨合法性的功能。隨著傳統意識形態的衰落,這種功能在迅速減小。以往,黨政官員的行為受意識形態控制,能「自覺」地服從執政黨的領導。現在意識形態不再能控制和調節他們的行為,結果就是黨內大規模的腐敗。由於意識形態的衰落,黨政官員失去了行動的準則,個人利益成為最高的行為指針,腐敗成為必然。
意識形態也是黨政官員政黨認同感和忠誠感的主要來源。而意識形態的衰落必然導致黨政官員政黨認同感和忠誠感的衰落,黨的指導作用主要是通過其意識形態來實現的。沒有了有效的意識形態,黨在黨政官員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來,他們不知道黨在幹什麼,黨要求他們幹什麼。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調節社會行為功能
在中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對社會行為也具有調節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人民對意識形態沒有多大的選擇餘地,所以其意識形態也有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需求的功能。意識形態的衰落自然使得黨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糧的作用。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對精神的需求,意識形態的衰落就導致了各種非官方的準意識形態的興起,包括極端民族主義、各種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思想潮流。
意識形態真空在客觀上為各種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及其話語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愈衰落,公共知識分子的空間就會愈大。遏制公共知識空間的發展會是徒勞無益的,充其量只是一種被動的做法。
一種更為積極主動的辦法就是改革甚至重建現存意識形態,使其成為主流,消化和容納公共知識話語。或者說,有效的做法就是改變現存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來整合社會群體(包括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回到以往舊的話語體系來遏止和排斥這些群體。
改革話語體系
現實的情況是,社會經濟迅速轉型,意識形態的變革則遠遠落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在意識形態重建方面有些努力,提出了諸如「三個代表」這樣的新概念,但這些並不足以填補真空。官方話語還是停留在毛澤東當年所說的情形,八股和陳腐,脫離現實,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
鄭永年 信報財經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