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打人、丟槍、使用胡椒噴霧之後，警務處長曾偉雄說「不要用小孩子做武器」，保安局長李少光說「教壞小孩」。「小孩子」和「胡椒噴霧」兩種不同的武器面對的時候，我們見到的是「小孩子」被徹底地打敗了。他嚇哭了，而且還要媽媽拿手給他沖眼。在這種情況下，「小孩子」這武器能有多大效應呢？他只是不堪一擊的一個小孩。另一方面，我們第一次聽到「教壞武器（小孩）」這個句子。那教好了的武器是甚麽呢？

（一）武器的(非)暴力性

當曾偉雄說用「武器」這個字的時候，他已經將敵我雙方對立作為他邏輯的前設。抗争人士所抗争的，無論內容是甚麽，都和他作為「敵人」的身份毫不相干。也即是說所有的對立都是形式上的對立，在毫無通告的情況下動用武器更將政府和抗爭者的敵我對立明朗化。在以往七一、六四形式化的遊行裡，我們見不到政府的回應，即使有也是官式的回應，但是這次武力的回應則是一個很明朗的宣言﹕we are at war。倫敦去年於兩次反削資遊行之後，警方決定將行動昇級，因為他們覺得「the game has changed」(1)。現在我們也見到一個這樣的情景，香港在經歷過反高鐵及五區公投之後，作為政府一個「功能」的警察必須改變遊戲規則。

但這個新的遊戲得不幸地被一個小孩子破壞了。小孩子像是照片裡的punctum，從他的軟弱我們看到了警方的無情，他們根本就沒有留意示威者是甚麽人，總之那是「敵人」。另一方面小孩子卻變成了武器。有甚麽人會用小孩子做武器？也即是有甚麽人會將一個弱者當成武器？事後，警方不得不將自己變成受害者﹕抗争者以小孩子博取同情。這起碼表示他們知道小孩子是弱者，那其他的抗爭者呢？他們如果是強者的話，又何必「將小孩子當武器」。我們在視頻上見到的是如狼似虎的警察猛撲向示威者，然後將一百一十三人集體拘捕。武器並不只是槍、催淚彈，而且是法定的程序，一種可以被濫用的權力。這種暴力有被使用的必要嗎？一個小孩子都可以參與的示威，有這麽危險嗎？要拿「小孩」當武器的「弱者」有這麽危險嗎？

我們也可以問，為甚麽抗争是成年人的事情 ？ 我們習慣了將人生視為一個個階段，只有成年人才有政治醒覺，而小孩子則只是天真的、無知的「武器」。去年十月法國大罷工，我在市中心碰到一班「武器」，有男有女，有的拿著結他，有的赤手空拳，他們在馬路中間坐下來，所有經過的車輛都要被逼停下來，司機滿臉笑容請求讓他們通過。這樣的情景在香港當然不會出現。事實上，在英國除了去年之外，似乎也從沒有出現過。有人說這樣比較不公平，因為那是法國的傳統，英國也有自己轟烈的抗爭史。我不為然，傳統這種東西本來就是教育，那只是說英國沒有很好地教育「武器」而已。這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小孩子在遊行時的觀察，對於遊行的了解，他自身的參與便是一種教育。而香港的公民教育其實只是「虚構」的「小說」，好像中國的「愛國教育」一樣，都是脫離經驗的。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甚麽李少光會說那是「教壞小孩」﹕讓他們體驗真正的社會生活。

（二）武器的道德判斷

這種「道德判斷」將抗爭者貶為無理取鬧、用小孩爭取同情，同時將警察妖魔化的市民，基於兩個很簡單的理由﹕１）與政府對抗是錯的；２）破壞公共秩序是不義的。一百一十三名抗争者以「公共」之名佔據了道路示威，但也因為「公共」之名被捕。但基於這個基本的邏輯，我們進入了一個「敵我」及「善惡」的座標，政府的武器包括警力、摧淚彈、程序等便是善的，而手無寸鐵的市民便是惡的，而為了要將其描述成暴民，他們不得不擁有小孩這種武器。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理解為警方在這個社會的權力架構裡，他們擁有大部份對於正義的詮釋權。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一定要將這種詮釋權交給警方，而事實上我們也不可以將其交給政府及警方。我們的民主制度現在正出現一個極大的問題，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它正在走向一個和中國類同的「威權資本主義」。威權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個很容易執行的系統，事實上它比以往的資本主義更難處理。這也是為甚麽，它可以成為中國引以為傲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香港的資本主義和內地的依然還有一段距離，而這段距離也是我們抗争的機會和理由。

當「小孩」成為punctum揭露畫面上隱藏著的「新遊戲」，他也變成了一個焦點，以致與事件本身分離的焦點。這是傳媒的「慣性」，這並不是說他們想幫助警方轉移視線（雖然有這樣的可能），而且是因為在整個運作的機械過程裡(mechanism)，存在著所有機械理性的非反身性。焦點必須回到事件，回到一場被計劃了的戰爭。 將這些和平的示威者描述成「暴民」不單是權力的問題，它本身便是另一個punctum，揭示了當權者對民主的無知。換句話說，它將對「民主」、「民生」的訴求視為非理性的無理取閙。這樣的右翼反民主言論在歐洲並不罕見，例如法國社會學家Jean-Claude Milner便將這種對民主的訴求視為消費主義的一個表現。幾年前巴黎外郊暴亂，一位自稱深受 Emmanuel Levinas影響的作家Alain Finkielkraut向一家以色列報紙表示「這些人正在破壞學校，他們到底想要表達甚麽？他們的訊息並不是要求協助或者要求更多學校或更好的學校，而是想要消滅他們和他們的欲望之物之間的一切。甚麽是他們的慾望之物？非常簡單﹕金錢、名牌以及有時候女人。他們所要的就是消費社會最理想的，也即是他們在電視上見到的。」(2)

這種將抗争簡單化的論調我們在香港聽得多了，但真相卻在不同的社會運動裡不證自明。這些反抗的人並不是要有車有樓，相反如很多建菜園新村的參與者，他們要的只是可以耕作以及棲身的土地。政府在自身「去政治化」的過程中，不得不以簡化的程序處理社會問題，而最明顯的當然就是派錢。這個簡化過程，當然也簡化了道德判斷。所以我們見到的是「好與壞」之分。危險的是通過這些程序，政府企圖在操縱道德的詮釋權。而這也是必須抗争到底的。要求曾俊華下台，十分合理，一個高官手握財政重權，卻連基本的民生問題也不知道，我們能依賴他嗎？ 示威不在街道，難道要向康文署租一個足球場？事實上示威者並不是在「阻街」。在歐美流行的critical mass，也即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集體踩單車活動，有這樣的一個口號﹕(We aren’t blocking traffic,)We Are Traffic!。參加者在reclaim自己的街道，為甚麽一個城市不能容忍騎單車的人，所有的空間都要分配給汽車呢？在香港我們對於reclamation這個字十分熟悉，我們不但有一條街道叫reclamation street (新填地街), 而我們也有不少豪宅都是建立在 land reclamation(填海)。我們難道不能reclaim屬於我們的東西嗎？在Critical Mass這樣的運動裡，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個政治主體的產生。他們不是被動地被規劃，在既定的秩序裡做他們的良好公民，而是去reclaim一些被剝奪了的東西。

甚麽是武器？ 在關於武器的討論裡，我們見不到真正的武器。在大拘捕運動之後，我們見到的是一個真相顛倒的現象﹕胡椒噴霧突然不是武器，而小孩子是；為民主而進行的反抗是壞的，而政府的秩序是好的；非暴力的民主運動是暴力的，而警察的暴力行為是理性的。然而，相信這始終不是柏拉圖的山洞，它維持不了多久。

(1)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10/nov/25/student-protests-new-era-unrest
(2)Jacques Ranciere, The Misadventures of Critical Thinking,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