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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點寫衰劉邦?

司馬遷點寫衰劉邦?

司馬遷的《史記》發凡起例,創為全史,為二十四史之濫觴。《漢書‧司馬遷傳》稱「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古往今來,記錄歷史的真相,對歷史作出公允的評價,往往會與當權者的利益出現衝突。敘史者一旦觸犯忌諱,更隨時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司馬遷對此,應該非常熟悉,他自身就曾因李陵之禍,被漢武帝以言入罪,被茸以蠶室,身受宮刑。司馬遷受刑後發憤著述,他在敘述《史記》中的近代史,現代史,甚至是當代史時,如何處理在當時屬敏感政治事件的史事,甚至是可能觸犯忌諱的歷史事實,相信非常值得後世記史者借鑑。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指出,《史記》的撰作用意是「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廢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對於歷史的敘述,往往不是純粹的敘事,而是在敘事當中暗含論斷。顧炎武《日知錄》指:「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能之。」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歷史事件的敘述,表達他對歷史的論斷,在敘述現當代的歷史事件、表達對敏感政治人物的論斷時,更是如此,《史記》對漢高祖劉邦的敘述便為一例。

劉邦是漢朝的開國皇帝,更是當朝皇帝漢武帝劉徹的曾祖父。司馬遷在《史記》中敘述劉邦之事蹟,歌功頌德的固然沒有問題,但若果涉及對劉邦的負面評價,則極可能觸犯忌諱而被以言入罪。然而,司馬遷對於劉邦之事卻「不隱惡」,敘述了劉邦不孝不仁的事蹟,雖未敢在論贊中直斥其非,但其論斷卻不言自明,可說是「於敘事中寓論斷」的典型例子。

按〈項羽本紀〉記載,劉邦父親太公曾因劉邦兵敗而被項羽俘獲,到後來在廣武之戰中,「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面對項羽要脅烹殺父親,劉邦的回應,是這樣的:「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面對殺人如麻的項羽,說劉邦肯定項羽不會殺太公是不可能的。父親有性命之虞,作為兒子的竟毫不在意,更耍無賴請對方分他一杯肉湯,司馬遷雖然未對此作出評價,但單從此段敘事,劉邦的不孝與無恥已非常清晰地呈現。劉邦之不孝行徑,亦載於〈高祖本紀〉,當他一統天下,登天子位後,有一次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事情發生在高祖九年,而太公死於高祖十年,換言之在此事發生之翌年,太公就去世了。劉邦面對行將就木的父親,依然要在大殿之上,當著群臣的面,跟父親翻舊帳,和兄長比產業,奚落父親眼光欠準。不需要任何的評論,只從《史記》這段敘述就可見,劉邦心中只有對自己成就的洋洋得意,對父親沒有絲毫感恩和愛護的心。

對父親尚且如此,司馬遷筆下的劉邦,對待子女更是不仁。〈項羽本紀〉記載:「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父母之愛,應為人世間最偉大之愛,然而為了逃脫敵軍的追捕,劉邦竟可將兒子劉盈(後來的漢惠帝)、女子魯元推下車以減輕車的負載。即使不加以任何評論,單從對這件事情的敘述,劉邦的卑鄙自私從中亦可見一斑。 

孔子生於定哀之際,司馬遷生於漢武之時,我們生於當今之世,也許在歷史上每個不同的時空,每個有志於提起筆桿,紀錄歷史,褒貶時事的讀書人,在執筆之際,都會因應各自身處的時空,因著各自的身份,面對著相似的的困難和壓力。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他的偉大之處,正正在於他能夠用他巧妙的筆法,衝破重重的障礙,將歷史的真像,將他對歷史的論斷,留存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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