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We'll be back」是金鐘佔領區唯一仍留下的傘運標語，因反送中運動而添上新裝。
現在撰文的時機好尷尬，這篇文章只不過是難堪的事後孔明、事後孔明、事後孔明。
先交代一件往事，在下只曾向少數人披露過。
在傘後一場反水貨活動，黃台仰被捕，群眾赴上水警署聲援，包圍門口不斷叫囂。本民前另一領袖梁天琦，持咪呼籲群眾毋須緊張。梁沒有任何頤指氣使，用非常溫和的語氣相勸。
當時尚未爆發旺角衝突，黃台仰素有名氣，反之幾乎沒人認識梁天琦。群眾指罵梁天琦：「做乜阻住人做嘢」、「你係咪學民／學聯／大台／糾察？」（大意）
（註：「學民／學聯／大台／糾察」是傘後抗爭群眾經常援引的指責，批評他們「阻住人衝」，致令傘運失敗。）
在下跟進傘運及其後抗爭，一直見證上述現象：參與抗爭的群眾，其實對抗爭方向有不同意見，但他們不能或不方便表達 － 因為必定會招致責難。
「在集體的影響下，作為集體組成部份的個人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後果之一，就在於他們情感和意志的同質化。。。在大革命期間，各種形式的恐懼比比皆是。最流行的恐懼就是惟恐被人指斥為溫和派。。。誰都爭先恐後地表明自己比對手更激進、更進步。」
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
彼時抗爭的氛圍充斥著一種信念 － 人人都有自由做自己嘅事，責任自負，旁人無權作任何阻撓。
然而此信條必然招致一後果 － 運動的發展必然由最決絕、最激進的人主導。結果運動的「自由」會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失去運動的參與權，只能被動地選擇「用腳投票」，跟定唔跟。
最後的結果是旺角衝突。
從此觀察民主運動的機制，便成為在下的志向。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各有各做」，不同派系各自糾集彼此認同的人，再去行動。9/6 遊行與抗爭的分枝堪為典型。可稱為「各有各做路線」。
然而「各有各做」的代價是人數減少。如想爭取更多人追求更大勝算，就必須要面對不同政見。12/6 包圍政總、21/6 包圍警總、24/6 包圍稅局是另一典型。可稱為「聯合路線」。
在傘運乃至傘後抗爭，面對「聯合路線」的政見紛歧，只有二元且極端的處理方式：
一、郭紹傑模式（大台有實權阻止踰矩）
二、勇武派模式（人人都可以自行其是）
反送中運動汲取了前人傷痛，成就了新模式：
三、鄺俊宇模式（沒有實權但好言相勸）
全靠大家深憾往昔覆轍，才有新模式的長足進步。但遭逢拖字訣的曠日持久，裂痕已逐漸浮現。
一）有人想燒垃圾桶，雖然沒有糾察，但遭民眾自發制止。
二）鄺俊宇、黃之鋒、葉寶琳先後受抨擊。葉寶琳甚至是遭 fake new 誣告。
若果沒有梁凌杰先生的犧牲，運動早已經瓦解。很傷感但這是事實。
社會運動常會陷入「多數無知」，其實大家不太清楚別人的真實想法。然而人又是社會動物，很在乎自己的社會認同。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觀點往往缺乏自信。為免被排擠孤立，往往先看別人再作打算。學者稱之為「瀑流效應」和「群體極化」，用廣東話一言蔽之即「跟風」。
「群體極化」有好處也有代價。好處是動搖到「塘邊鶴」一起加入抗爭大潮；代價是眾人在洪流之中互相染感，判斷或脫離群眾而不自知。
要解決「多數無知」的困境，必須有人願意挺身孭飛，搭建不同平台，讓大家能夠免於恐懼等制肘，開心見誠真實的想法，從而協調出最多人願意付諸實踐的行動。
它們可以是連登，可以是 telegram。但到最後終須要落地，建立面對面交流的協調系統。包圍稅局後群眾自發開會檢討，是何其令在下起敬。他們真真正正走出傘後的陰霾，嘗試建立第四種模式：
四、協調機制
也許到頭來功敗垂成，又或者無疾至終。但民主非止於今役，後人必定會更進一步。
在下曾以為我們此生不會重逢。何其難得才能一起回來，希望我們永保真誠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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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凱斯．桑思汀《原力思辨》
古斯塔夫．勒龐《革命心理學》
拙文〈韋伯如何踐行責任倫理〉
麥家凱〈迷失於翻譯的泛民及本土 - 網絡下演化的群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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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達的網絡留言
尤其感激陳澤滔的不同看法，促使在下有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