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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在火車上看到陳健民的訪問,提醒學生別忘了「你們是站在其他人的肩膊上」。問題是,誰不是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而同時生活在其他人丟下的重擔下?這是歷史。與其說,他們忘記了站在我們的肩膀上,或者也可以問「我們給他們留下了甚麽?」。無論哪個問題都是內疚。這是因為人類以為自己完會創造了歷史。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裡面批評說「费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所以新的唯物主義將人類的實踐視為歷史發展的可能性,但馬克思並沒有只說「我們創造了歷史」,而且同時在說「歷史創造了我們」,這才是唯物辯證的核心問題。

但甚麽是歷史?我們怎樣在佔領中論述歷史?十月中,我和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法國的《世界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香港的佔領運動與佔領華爾街的關係(le mouvement Occupy se modialise),文章後來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我們想要說的是如何歷史性地分析這場運動,香港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也即自由市場,放任經濟)雖然在七、八十年代造就了經濟奇蹟,如同在南美等國家發生的一樣,然而在九十年代到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機,我們見證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沒落。而格林斯潘,四十年來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推動者,也承認他錯了。在香港,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變相的經濟,我們稱之為威權新自由主義經濟,也即是將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威權政治結合,如今天我們所見的﹕

1)回歸以來,政府為了遷就樓市,於1998年及2004年分別取消租金管制以及租住權保障。根據管制,每兩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過三成,而若租客願意繳交市值租金業主必須同意續租。這基本上保障了安居,但是管制取消之下,已沒有安居的可能。沒有。

2)自由行作為沙士後的經濟補償,跟1)緊密結合,小店老店面臨兩倍三倍的加租,只有向Louis Vuitton等名店交出經營了幾十年的地方以及撤離已建立的社區經濟。業主多數都是喜歡「自由市場」,因為小利益而沾沾自喜。佔領期間幫趁小店當然可取,如果不只是以消費來撐起良心的話…

3)地產商以及政府的緊密結合,這個不用多言。政府高官貪污、貪小便宜而牺牲市民利益的報導不斷出現。梁振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凡工資不過萬四的都沒有資格選特首,因為這是利益集團的天下。

如果我們要堅持誰站在誰的肩膀上,我們或者也可以說那些書寫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精神的都是當年的共犯,因為他們穩固了「自由」的幻想,將階級問題都隱藏在流行文化、消費文化(文化消費)、自由主義裡面?這不只是一個笑話,上個星期《人民日報》點問要求地產商表態反佔中,《蘋果日報》「幸災樂禍 」地將其渲染為「問誰未發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因為《蘋果日報》幾乎是新自由主義的最佳體現,它既可以擁抱新自由主義經濟,同時又可以批評它,前提是只要市場所需便是了。

我並不想分析《蘋果日報》的意識形態和坊間流傳的陰謀論,而是我在詫異,當很多人在分享這篇文章時,難道沒有想過其實這些不肯表態的地產商正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的徵結之一嗎?他們的不願表態不正是因為最好在這些問題上兩方面都不要得罪,然後地照圈、捅房豪宅照建?正如,許多人都在以旅遊業、樓市不跌反昇來反駁政府對佔領的批評,但難道我們都見不到樓市根本就不應該再昇、旅遊業也不該再膨脹?

如果上述這些問題仍然模稜兩可,我並不相信普選會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相反,普選只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希望,如在大海中遇溺的人急著捉住任何漂浮的物件。只是我們都知道,歷史或會重覆,但這種機會不會重覆。佔領初期,很多左翼的朋友都批評佔領很單一性,因為很多根本性的問題都被隱藏在表裹。這是一個策略上的問題,佔領一開始多元化的議題很容易便會分化佔領的人,最後或只剩下一些無政府主義者 – 這是我們熟知的故事。這也是左翼與右翼的經典性分別。右翼以策略及仇恨來煽動群眾,以悲壯的口號來烈士化自己;左翼以普世價值來凌駕一切,而有時傾向於盲目處理形勢。除了左和右,我們忘了還有政治光譜的其他的可能性,例如革命主義者(還是在一個以溫和派為榮以激進主義為耻的中庸社會,已沒有人再提這個詞?)。

雙方(包括大量的投機主義者)争執於用革命還是用運動來形容佔領,但都忘記了革命主義者,甚至「革命」在運動中的可能,我說的革命不是武力上的顏色革命,而是一種容許一個開放、多元化的社會想像,以及在未來如何實現容許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退一步來說,是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尋求新的出路。佔領現在已經進行一個多月了,是時候開始將不同的議題或者訴求提出來,去擴展佔領運動的多元性。多元的訴求,並不是要求和政府妥協,而是羅列出各種我們視而不見的根本性的社會問題,包括租金管制、都市規劃、旅遊業等等,我相信這些比公投能力運動帶來更多的意義以及對於香港的民生有更大的幫助。公投只是因為想像的貧乏,以及無法將運動帶進下一步。

二零一一年,我與程展緯發起奇想佔領地鐵站上蓋的空地來種植,將匯豐前面的噴水池用來養淡水魚,我們都只是想而已。但這些今天似乎都有可能,很多人在短短的一個月都經歷了前所沒有想象過的自由,也經歷了只有在電影裡見到的警察暴力。回頭來說,如果普選是沒有希望的希望,通過佔領能讓我們看到不可能的可能。然而這種自由不是我們應該所擁有的自由嗎?

佔領並不是例外,而是日常。

共勉﹕

“所有的革命無論多細微都好,所表示的意義遠超於自身,帶著世界性的訊息。在其中,我們一起上昇到時代的高峰。然而當我們接受走下來,當我們融入生活、視覺、感覺、感知之中,時代便在我們自身的深處。那裡有求知的方法,以及行動的法則;那裡也有崇尚街頭鬥争以及獨來獨往的人士之間秘密連結的解釋。在每個處境及無個人的深處,我們必須尋找時代。在那裡, “我們”找到自己;在那裡真正的朋友携手互相支持,縱然散佈四方,但一起前進。

陰謀論者都是反革命主義者,因為至少他們預留密謀的優先權給權貴們。如果權貴們密謀以保持及加強他們的地位是明顯的話,那麽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也發生在大廈的大堂,咖啡店,串燒後面,在夜裡,在愛情中,在監獄。

……

如所有面向公眾的口號, “我們都是99%”的重點並不在於它所說的,而在於它沒有說的。它沒有說的,是1%的權貴的身份。這1%的特點並不是只說他們富有 –在美國富有的遠多於1%,也不是說他們知名 – 他們其實相當低調,況且今天誰沒有權利享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時間?標誌著1%的是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自我組織以支配他們的生活。這個口號的真相相當殘酷,而數字也無關重點﹕我們可以是99%同時也被支配。相反地,倫敦托特南的集體搶劫(2011夏)足以顯示只要開始自我組織便不會貧窮。貧苦大眾和決心一同行動的貧苦大眾有很大的分別。

自我組織並不表示要加入某團體。自我組織在不同的程度根據共同的感知行動。這些處境所缺乏的並不是 “人們憤怒了”(或是缺乏憤怒),也不是反抗者的良好意志,也不是批判意識的擴散,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姿態的劇增;我們所缺乏的,是對於處境的共同感知。如沒有連結,這些姿態只會在虛無中不留痕跡地消失,生活便會跟夢無異,而起義只存在於學校的教科書裡。”

隱形委員會,《致我們的朋友》 ,la fabriqu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