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右翼族群主義正值高漲，政治情緒愈形激烈的時代，我以為知識人本來就好應該，將其中雜亂無章的東西，嘗試拿到知性的顯微鏡底下檢視一番。所謂知識的介入，並非動員群眾的修辭，因而通常抽象而複雜，但這一動作至少叫差異的思想能夠碰撞一下，或起碼防止魅惑的修辭過於容易沖昏頭腦。
我知道，在香港這種想法不會有多少人接受。
近日，看著才子文人在他們短小精悍的方塊文章中，如何加油添醋，使出文字摔角手的技擊，或所謂叫讀者看得夠爽，於是乎，輕易將別人的批評意圖扭曲為向主子告密、在大陸謀生，甚麼「中國文人的基因，是酸澀，有『打筆戰』之惡習」，等等，你就知道，現代西方民主所強調的政治公共論域，或面對分歧所要求的公共理性，在香港其實是難以札根的。
除了以上的誅心論，還包括網絡群眾拒絕長篇大論的批評（也不過是3、4000字），甚至動不動指控知識份子離地、脫離群眾，凡此種種都好像再次証明知識批判本身並沒有自身的獨立性。
前輩評論家說，檢驗知識份子的標準就是看他跟權勢的距離（在這個語境下就是共產黨），然而，除了批判共產黨，難道讀書人就沒有其他東西需要堅持嗎？在政權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支配性的力量妨礙自由和平等的實現？
這時候，回想一下一個比現代民族性論述更古老的知識傳統或許是有益的，那就是被判死於雅典城邦的蘇格拉底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方式。蘇格拉底並沒有把自己的哲學定位，作高牆或雞蛋的傳聲筒，而是兩者之外，即所謂牛虻。
他在民眾法庭那次獲得永久迴響的申辯中說道：
「城邦就像一匹高大而高貴的馬，由於它的身形龐大而變得懶惰，它依賴於像牛虻一樣的東西來使它保持清醒。我想是神把我作為這樣一個人負載在城邦上的，我整天到處繞著你們轉，不停地刺激、勸說並責備你們每個人。」
換句話，為了達致追求正義和靈魂的自我認識，知識份子不可避免具備一份牛虻性格，時刻反問，叮咬城邦的思想惰性，以使這匹高貴的馬保持清醒。畢竟，雅典民主式的多數支配跟正義及理性不一定等同，當然，這最終也為哲人招致殺身之禍。
進一步說，那些不具牛虻性格、甚至以討好為己任的民眾演說家、煽動者，又該怎麼看待呢？在雅典，他們被稱為詭辯學派。他們的風格是，將言論修辭視為一種支配的技術（包括多數支配），通過化妝易容，討好觀眾，從而將弱的論斷，變成強的論斷，販賣雄辯以擊倒對手。
這就構成了雅典城邦中哲人和詭辯派的長久對立，前者通過理性來尋找正義，使思想服從於對事物原理的探求，而後者則把語言作為支配的力量、拗贏的把戲及諂媚的技術。
如果語言文字只是一種叫讀者爽、鬧爆、討好的文章技術，而相反，挑戰大眾、長篇大論、要求公共理性等，卻只會被視作權力共謀、離地、不切實際，那末，那些論戰無論再發生多少次，香港的公共知識都不會從碰撞中得到更新、累積和成長，因為裡頭充滿了理性之外的誅心論，充斥太多思想知識之外的市場和民粹的要求。
套句家駒的名言，我們不妨說，香港並無真正講求知識、理性（眾數）的公共圈，而只有愛打爛仔交的媒體名嘴輿論圈。
刊於7月5日明報世紀版，刊出時題為「筆戰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