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罷課吧!

罷課吧!

如果現在還來爭論國民教育是否洗腦,無疑遲了一大步。無論任何知識都是一種規範,它們限制了我們的「視野」(rigime of vision)同時也限制了我們的「注意力的領域」(regime of attention)。所以我們可以坦然地接受,任何知識的傳授都在間接地剝削人生理學上的局限(limits)。同時,大部份有殖民歷史的西方國家,多多少少都會在教科書裡隱瞞一些令人髪指的內容,例如在英國學生甚少會讀到五十年代英軍鎮壓肯亞的「貌貌之亂」的醜態,在法國教科書也會避開「阿爾及亞戰爭」裡法軍的凶殘。但無論何,有一種洗腦是最為邪惡的,不單是因為它試圖扭曲一些史實,而是它企圖制造一種系統性的愚昧(systematic stupididy)。說它是系統性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它是將這種愚昧系統化於整個社會裡,學生便像一些原料被放到機器上,然後制成一個個標準的產品。是的,這些產品也有偏差,偶然有一兩個在制作過程中壞了,有些顏色不同了,就像有些人爭辯其實學生有能力去決定接受授課的內容與否,但我們能期待多少這種「意外」狀態呢?這種意外,根本無法掩飾它的系統性以及標準性。

系統性愚昧

誠然,這並不是發生在我們之間的第一次大型的洗腦計劃。每次這樣的洗腦都要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舉一個例子,林鄭月娥便是一個經受洗腦的最佳例子。她所代表的是新自由主義在香港滿地生根後潛移默化生產出來的一個標準「產品」,她相信自由市場,她相信經濟至上,她相信只有背靠大陸香港才能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經濟上)。這些她當年在天星、皇后等事件中體現出來的「斬釘截鐵」便是我們今天的借鏡﹕她將經濟價值淩駕於任何價值之上。她可以流淚,如所有生物都有的本能以及權利,但這種淚,如果我們坦白或「犬儒」地說那也是洗腦的後果。她押上的誠信,可不可靠,那是私人問題,她可以回家跟家人討論。這種系統性的愚昧,很不幸在今天已經不只是特區政府的專有權利,同時也存在於一些與林鄭接受同一洗腦教育的市民﹕四隻腳走路是壞的,兩隻腳走路的是好的。

另一種系統性的地方是,也更令人吃驚的是﹕上述這種系統性的愚昧如何能輕易地被政府通過呢?也即是整個政府的運作、教育制度裡面,有一種系統它可以輕易地將愚昧加諸於市民身上,而為何我們又可以視之無睹?這是整個政治裡面最為「去政治化」的地方。我們欣然接受香港的政治是「行政主導」,但又有多少人去挑戰這種「行政主導」?政府以「權威」以及「行政」出賣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如梁振英的「四兩撥千斤」又企圖將國民教育納入更細節的學校行政裡面,以為這樣子人民就沒有明確的反對目標。政黨的競爭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政治」,相反那是日益嚴重的「去政治」,政黨之間互拉關系,惺惺相惜,議員缺乏獨立的思考,只要緊是在投票的時候出現「幫一幫手」。我們還可以忍受多久?我們或者不需要立刻瓦解政府,但我們必須對這個制度以及它的社會價值抱著巨大的懷疑。反國民教育所洐生出來的更深遠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發現以及防止這種系統性的愚昧?」

當系統性的愚昧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而新的「程式化」又即將空間,我們已沒有不罷課的理由。學生可以脫離教育制度去思考學習的意義,他們或會發現其實除了「課程」之外這個社會遇有無數很有趣的東西;而被這個制度視為「教育機器」的老師也可以在課程之外去教導學生其他的內容,他或她們真正認為學生需要的東西。但是罷課並不是罷個一天、半天,那最多叫「曠課」。罷課是無限期地「罷」,直至政府撤銷「國民教育」為止。而罷課之後,我們如何去重新安排課程?很多團體都在計劃義教,例如包括我有份發起的「青年學者罷課後援會」,我相信我們不缺乏一些有計劃的教學,雖然那不一定是「會考課程」。罷課可以有多種形式﹕學生不上課或到政總及其他地方上課或參與讀書會;老師到課堂但可以保持沉默,播放電影或者談其他的內容;家長可以自已帶子女到一些公開的課程。知識的傳授不只在學校,例如活化廳的朋友就找來四位街坊教學,這些我相信沒有人覺得可以拿來跟國民教育比較;例如佔領中環的朋友便會到政總播放電影跟那裡的示威者一起討論,這才是獨立思考的條件。在九月七日晚十二萬人井井有條的示威我們知道這種自我組織的可能性。

罷課吧!

這使我想起英國作家奧維爾(George Orwell)。今天我們要求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或者更概括的自由(freedom),這種自由我們可以概括為個人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個人的自由等。但這種英文的freedom是不足夠的。我們很多人都引用奧維爾,特別是他的《一九八四》、《動物農莊》等,在這些著作裡,我們可以想像國民教育的後果是怎樣﹕每個學生都要備案,老師需要為學生的國民教育寫評語…最後我們不是都成為了愚昧的一群,偶是接受愚昧的一群。奧維爾寫過另一本書叫《Homage to Catalonia》,奧維爾親身經歷了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內戰,在裡面他反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歌頌那些罷工而自我組織生產的工人,他深深地被那些無政府主義者感動,因為在那裡不再有階級分別,而他也前所未有地相信社會主義可以深遠地發展下去。提起奧維爾,並不是要說無政府主義或者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m)是我們的選擇,而是奧維爾在這部作品裡寫的不再是英文的freedom,而是法文的liberté。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往往是依靠系統帶給我們的自由選擇,例如是法律規定下的「言論自由」;而後者則是去擺脫一切系統性愚昧的束縛,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經過自我組織而建立一個更有前瞻性以及更流暢的運作。

這種自由(liberté)的首要條件便是要去懷疑將我們重重包圍起來的系統,以及重新評估個體及團體的能力以及職能。正如罷課需要的是勇氣,或者更準確的是有勇氣去懷疑現在的系統性愚昧,因為它不只是一個事件這麽簡單。許多人都會說罷課要看事件或人民的「成熟程度」,而我們知道我們永遠都在「成熟」也「幼稚」之間,to be or not to be is not a question but an action。罷課不只對於撤銷國民教育科,而且對我反思我們的教育系統、社會組織、社會運動有深遠的影響。「國民教育」並不只存在在「國民教育科」,這也是為何國民教育有可以不需要「成科」的空間,它只會以其他方式存在,以確保中港融合的前景。那種滲透的力量不會比獨立成科小,但我們從現在開始仍有重新啟動的可能。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醒覺,但至少我們可以去懷疑自已是不是醒覺。我們可以懷疑一切的「必然性」以及「權威性」,正如我們也需要懷疑一切的「懷舊」以及「溫情」政治,我們可以重新尋找新的方法以及目標去學習未知的東西,這便是康德在回應《甚麽是啟蒙》時所說我們需要Sapere aude(dare to know),而不是服從於權威或任何既定俗成的規範。這也是反國民教育的普遍性(universal)意義,而不只是「反共」、「反染紅」的運動。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啟蒙,現在便是一個機會,而我們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了,又為何不繼續呢?

罷課吧!